1735年中国地图背后的王朝秘密

26.05.2014  11:17


1735年德国绘制的中国地图

  ●黄公山

  总书记习近平今年访问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私人宴请中,送了一幅1735年德国绘制的中国地图作为礼物。这1735年的中国地图,引起极大关注。这幅地图中有何奥秘?

  那是法国制图名家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根据清康熙时的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1735年发表于《中华帝国全志》,1737年单独结集出版。这份地图,无论其内容还是制作技术,都堪称18世纪中叶欧洲最为先进、准确的地图,本身就价值无比,堪当国礼。

  概括了七大特征

  有学者研究了1735年版的这张中国地图,概括了七大特征:

  第一,中国的行政区包括辽东或关东、北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包括台湾)、山西、河南、湖广、江西、广东(包括海南)、陕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

  第二,全部地名以中文拼音书写。

  第三,中国南北约跨25度(自海南至铁岭以北),东西约跨30度(西界按西北肃州与西南角算)。

  第四,北京的纬度约是40°(经度以欧洲起点为134°,北京起点为0°)。

  第五,贵州省内的南部和东南部标出两块属“生苗族”的相对独立地区。

  第六,今属广西的北部湾地区归属广东。

  第七,台湾岛接近于向西北方突起的羽毛状或弯月状,南北纬度约22.5°至25.5°,东西(最西至东北角)约跨2度。

  事实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数量不少,但学界研究表明,不离路德维科·乔里奥、卫匡国和唐维勒三人所作。路德维科·乔里奥版地图时代较早,1584年,想象成分较多;卫匡国所作的地图中,台湾岛形似倒置长葫芦状,葫芦嘴向东方偏斜。

  康熙进行全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壮举

  相比这幅中国地图,因这事提及的在华耶稣会士,知名度就大多了: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朗世宁、蒋友仁……这几个赫赫有名的传教士,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楷模,都是耶稣会的会员。其中南怀仁担任过康熙帝玄烨的老师,正是在他的影响下,玄烨对现代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继而有聘请在华耶稣会士,组织大批人马,进行全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壮举。

  康熙二十八(公元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定后,法国传教士张诚曾向玄烨呈上一份从欧洲来的缺少中国详情的亚洲地图。玄烨从这份地图受到启发,打算利用张诚等人的西方测绘技术,组织人力绘制一份全国地图。对此玄烨做了长远打算:他一面继续征用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一面命令张诚等人培训中国学生,同时还派传教士到广州、澳门,以至返回国去招聘人员,采办仪器。经过近十几年的培养人才、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才开始。

  康熙四十七(公元1708)年,玄烨“谕传教士分赴内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一并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正教奉褒》)。从康熙四十七年到五十六年,在华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作为主力,规模庞大的测绘队伍走遍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康熙五十六(公元1717)年,全图告成。玄烨将之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此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绘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是我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李约瑟赞其为“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

  在这份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地球经线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由此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张中国地图的影响

  唐维勒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绘制法文版的中国地图。主其事者,是法国神甫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杜赫德也是耶稣会士,曾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各国耶稣会士们信函,从中编辑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大书,四卷本,书名挺长: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 et, 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意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1735在巴黎出版,唐维勒所绘的中国地图,正是此书的铜版画插图。这本被简称为《中华帝国全志》的书,被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及“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之首,直到19世纪末,仍被欧洲人奉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知识经典。

  《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不久,便有英文版和德文版。事实上,欧洲古汉学的高潮期,跟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期相吻合,作为先驱者的莱布尼茨,率先对中国表露出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国近事》一书中指出,中国在伦理和治国上,足为欧洲师,“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莱布尼茨还写信给赴华传教士意大利人闵明我,专题请教关于中国的诸多问题。与莱布尼茨有师承关系的康德,以及以后的黑格尔,也对中国颇有研究。在德国,汉学一向代有人才出,不绝如缕,比如,当下就有一位颇受国人关注的顾彬教授。默克尔选择这样一份地图作为礼物,实在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