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机构与学者看2016年中国经济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于本月中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只要总结过去一年的经济“成绩单”，还要研判未来一年的经济形势并确定宏观调控基调。明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是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
“国是星期三”(微信号：Wednesday News)特此梳理了近期国外主流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处于经济下行压力之中。在最新公布的数据中，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6%，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创2012年8月以来新低，且连续四个月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下，显示制造业的收缩态势仍在持续。与之相对应的是，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增长率同比只有6.9%，2009年以来首次“破7”。
德意志银行的预测不太留情面，他们表示，到2016年中期，中国政府可能面临政策困境：经济下行压力可能重现，迫使政府进一步推出宽松政策，但这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承受人民币加速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
道富亚太地区投资总管凯文·安德森也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产能过剩、持续性的通货紧缩压力、房地产库存积压等都可能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渣打银行的忧虑焦点在于房地产。来自渣打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住宅建设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现象，由于要消化过剩库存，住房开工率将进一步下滑。渣打银行主题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埃纳姆·艾哈迈德预计：“住宅房地产业将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挑战固然巨大，但相对来说，当前中国的政策工具箱里也留有“后招”，多数权威人士仍然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新加坡原外交部长杨荣文就认为中国的前景是好的。“中国的增速会变慢，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基数很高，有大约10万亿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巨大，但并不是说不可克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大。当然如何将潜力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郑永年认为，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经济增量的绝对数依然庞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从强调“GDP主义”到强调有质量的发展的转变，衡量经济增长也应该从“质量经济”的层面来确定一些指标。
“比如要关注经济增长是从何而来，如果经济增长的来源从以前的投资、消费、外贸，更多地转变为了内需、医疗、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社会投资领域，那就是好现象。”
“疲弱的国内经济活动和不断降低的外部需求正在蚕食增长势头，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投资回报削弱了劳动力扩张和资本积累的能力……但我不认为经济放慢会非常极端。”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李钟和说，“未来的关键是，中国领导人要使经济走上一条更加均衡的增长之路。”
国企改革的三个方法论
如何“走上一条更加均衡的增长之路”？李钟和说，中国须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劳动人口的流动性，让土地运用、征收和补偿更加有效率；推动科技持续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使国企改革发挥效力。
对于国企改革，郑永年显然有话说——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被民间视为国企改革可以借鉴的样本：1974年，新加坡成立淡马锡控股，由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国家控股、公司化运作、集团化管理”，施行严格的政企分开。淡马锡成立40多年来，年均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8%。
郑永年说，“淡马锡模式”不是不可以学，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毕竟比较小，淡马锡下面很多就是主权基金，中国很大，还是需要发展自己的产业”。
为此，郑永年给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了“三个方法论”，即不要用意识形态解决企业问题、走市场化路线、不抽象地谈做强做大。“现在一些‘国企’的标签贴得太强了，事实上，国企就是企业，企业就是要挣钱的……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空间。”
目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出炉，接下来，相关配套文件何时下发并如何落实，或许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会有所部署。
金融改革如何发力？
除去国企改革外，金融改革同样引人瞩目。在人民币加入SDR后，金融改革就已经“箭在弦上”。有如央行副行长易纲在IMF决定发布几小时后所说的那样，“我们深知我们和世界上成熟市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加入SDR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今后金融、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许多期许，所以我们也深感身上的担子比较重”。
杨荣文说，中国深化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中国正在做的事，是很多其它国家没做过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例。这不是一项容易执行的改革。中国正尝试创造两个‘人民币海洋’，一个在国内，另一个在国外，前者比后者大得多”。
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两个“海洋”之间要有防洪堤，如果外面发生了金融风暴，防洪堤可以保护里面的海洋，直到外面风平浪静。对此，杨荣文也坦陈，“建设工程明显很复杂，或许不那么简单”。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改革会增加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但只要这些改革慎重从事，顺序正确，那么长期来看应当就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经济主管高路易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表示乐观。
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都提出了金融改革。在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执政党更表示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现在中国的主要挑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汇率稳定，同时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他认为，有一种方法或许既可以达到扩大人民币在境外使用的目标，同时使人民币转向更加基于市场的波动。“就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区域贸易和投资模式上”。
黄育川解释说，中国近一半的贸易与加工相关，包括从其它东亚国家进口零部件在中国组装然后销往西方。部分亚洲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的紧密性已经超出了与美元的关系，意味着人民币已可以用作“参考货币”(Reference Currency)。亚洲整体上将受益于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借此提高贸易效率，降低区域内贸易的汇率风险。
中国金融改革的路线图仍有待于揭晓，但在当下，至少人民币“入篮”将是金融改革的“催化剂”，这个结论不太会有人质疑，这也成为了2016年中国经济的必然走向。
“虽然无论IMF决定如何，人民币国际化都料将继续，但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将有助于建立对人民币在国际上更广泛使用的长远信心，鼓励更多央行持有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引申开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供求(也会受到鼓励)。” 伦敦金融城法团政策主席马克·波利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