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设计师吴伟仁：2020年前将发射嫦娥五号
加入第二次探月潮，重新发现月球
记者：我们现在的探月工程，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国家的探月有何不同？
吴伟仁：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苏就开始探测月球了。40多年前，我们经济上、技术上都不具备探月的条件。而我们现在的探月，站在了新的起点，有了更高的高度。
人家探了，并非我们就不能探。我们的探月，应用了最新的技术。与当年美苏的探月相比，可谓各有特色。那时人类对月球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经历过多次失败，成功率仅有51%。现在我们一次就能完成很多任务，而且每次都是成功的，可以说可靠性更强，质量更高，技术更先进。
比如落月，既要落得准，又要落得安全，不能翻车。嫦娥三号的着陆点，前面十几米就有很大一个坑，我们成功地避开了，做到了安全着陆。我们的特色是有一套自动避障系统，可以自动躲避月坑、突出的石头等障碍，找到安全着陆区。
当然，其他国家的技术也在进步。比如美国可以在火星着陆，技术难度很大。所以，整体看，一方面我们起点很高，另一方面我们跟最先进的国家还有差距。除了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紧张筹备探月，但我估计他们还要过几年才能实现着陆。
我们现在的探月，以科学探索为目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活动，包括2020年完成“绕落回”的目标、投入的资金等，都很理性。每一步都力求成功，并为第二步做好准备，层层递进，成本低、目标高、成功率高。
人类有两次探月潮。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到1976年，美苏参与，最大成就是阿波罗计划实现了人类登月。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克莱门汀号发现月球南北极有水分子存在，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探月潮。因为以前人们以为月球是一个僵化的天体，无水无空气。所以克莱门汀号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有水就可能有生命，很多探月是冲着水去的。这次探月潮，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次探月潮，应用了很多新技术，与第一次不可同日而语。探月设备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成功率更高、得到的成果更多，成本却低得多，可谓是重新发现月球。
探月工程，不能总想立刻拿回点什么
记者：探索这个38万公里外的荒漠星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吴伟仁：能激发科学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靠基础研究带动，国际上一个通用的做法，就是用大工程带动整个国家的创新。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都是用大工程带动整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例子。因为大工程是综合性的，要求方方面面的配套技术，从而可以把整个国家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发展都带动起来。有人测算过，航天工程投入产出比是1∶15，投入1块钱、产出15块钱。
我们的探月工程，就带动了深空测控技术、火箭准确入轨技术、探测器技术、变推力的火箭发动机技术、精确控制技术和66米口径地面深空探测站等技术的发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探月模拟试验如何模拟1/6重力环境和高真空环境，如何模仿月尘等等，科技上我们都实现了，由此带动很多项科技创新。我们还第一次使用了核同位素电源，解决了着陆器和月球车的月夜生存问题。
更重要的是，探月梦能够促进中国梦。这样的大工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可以激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探索精神。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总是想去了解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太空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种好奇心，就是科学的精神。
通过探月工程，我们培养了很多科学家，很多年轻人脱颖而出，获得的科学数据够我们分析几十年，对我们认识日地月系统意义重大。
我记得一个故事，说一位富翁资助穷人，也资助科学家。有人质疑他为何不把所有钱都用来拯救穷人，而是投给当时一事无成的科学家，但他不为所动，持续资助科学家。后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医学进步，帮助消灭了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已经没有人再质疑他了。
探月工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总想立刻拿回点什么。探月工程本身没赚钱，但我们“揽回”了众多无价之宝。
“玉兔”号工作正常，2020年之前将发射嫦娥五号
记者：目前着陆器和月球车的情况如何？
吴伟仁：大家都比较关注“玉兔”号月球车，好像有些冷落了嫦娥三号着陆器。其实，着陆器上有大量的科学仪器，它要测月、巡天、看地，功能非常多。着陆器的设计寿命是1年，现在运转很正常。
“玉兔”号月球车一直在工作，它已经在月球度过了8个月昼。“玉兔”号的移动系统出现了问题，但是它每个月昼都会醒来，工作很正常。“玉兔”号的设计工作寿命为3个月，现在已经达到了8个月。
记者：接下来有哪些任务？
吴伟仁：按计划是2020年之前发射嫦娥五号，完成“绕落回”的“回”任务。嫦娥五号的难度，在于月球采样、月面起飞和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记者：载人登月和探测火星有没有计划？
吴伟仁：载人登月是比较长远的考虑了。那要研制新的重型火箭，因为加入了生命保障系统，重量、体积都上去了，必须要更大的火箭推送。
至于探测火星的计划，还在论证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