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周恩来为何在上海发出锄奸绝杀令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
年轻时的彭湃
■军委开会，接到告密的特务突然包围会场，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躲过一劫，彭湃等人被捕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万分悲愤，他指示陈赓，迅速弄清叛徒行踪，定杀不赦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部署策划如此周密，消息一出，轰动上海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
彭湃英勇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召开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参加的军事会议。24日下午会议召开，周恩来因临时有其他更重要事情要办，请假未能到会。
会议中途，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偷偷包围会场，手拿名单冲进屋内抓人。彭湃以及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因此被捕。
事发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就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周恩来化名)、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关押的地点，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周恩来决定营救。
8月28日清晨，装载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从外白渡桥驶向龙华。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敌我力量悬殊，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计划。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万分悲愤。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
白鑫当起“缩头乌龟”，柯达文“长线钓鱼”
陈赓立即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下落。但明白自己处境的白鑫已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但一直没有白鑫的消息。
此时，整天处于极度惊恐之中的白鑫，已吓出了头疼的毛病。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他没想到，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柯麟。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听了汇报，指示柯达文：“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请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要“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儿，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又怕他们怀疑，稍微推让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陈立夫视他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利用自身关系，杨登瀛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危急关头，救过许多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
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我马上去摸清白鑫的情况，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早，杨登瀛找了个事由，登门范公馆。陈立夫跟前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不敢怠慢。两人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对你论‘功’行‘赏’!”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聊天，很快成为“好友”。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就住在范公馆，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白鑫仍觉不安全。不久，他就获准去意大利避避风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好友”杨登瀛。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在一边的杨登瀛听了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锄奸”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便急中生智地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但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范争波、白鑫认为杨登瀛说得有理，最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对杨登瀛的“关怀”，白鑫竟感动得流下几滴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夜静更深，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布置在4弄43号的后门。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也中弹倒地……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受重伤。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消息一出，媒体争相报道，立即轰动上海。 摘编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