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司法改革铸就多个样本数个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12.11.2015 20:47

本文来源: 法院

来源：南方都市报网络版

裁判文书没及时挂上网？审判流程没按时公开？在别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在陈润霖这里，这些都是大事儿，马虎不得。

陈润霖是广东省高院的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近些年来，推动司法公开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除了司法公开，广东的司法改革还涉及多个领域，每一项背后，都有很多像陈润霖这样的法官在开拓与付出。改革是由法官们共同推动的。

“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对全国司法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作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广东一直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从2013年的先行先试，到2014年11月，广东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广东法院的探索经验，铸就一个又一个“改革样本”。

实际上，广东各地人案不均、城乡差异较大……司法改革这样复杂的工程，对广东来说并不容易。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广东法院在困难中一路前行，越来越多的法官在改革浪潮中实现新的自我认同。

司法公开

难在改变法官观念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推进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平台建设。在此之前，陈润霖已经接触司法公开的具体工作，不过一开始，他没想到有这么多难题。

“每个平台搭建，都需技术支撑，而技术支撑离不开资金投入。”陈润霖指了指他楼下的办公室，他说，别看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的系统与服务器，其实需要花很多钱。

信息化建设是司法公开不可缺少的支撑，他很快发现，比资金更棘手的是改变部分法官的观念。陈润霖说，观念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有些法官以前没意识到司法公开的重要性，突然说要公开，一时不能理解。而另一方面，由于广东是案件大省，法官们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办案压力，司法公开难免增加额外负担，这让推进变得更难。

陈润霖觉得，司法公开是一件本来就该去做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竟然有人不愿去做？不过他还是理解了法官们的难处。“给他们增加太多负担的话，确实很难推进。”陈润霖说，随后法院启用一款新软件，法官只需点几个按键，就可以完成裁判文书上网，而且法官助理与书记员都可以代为操作，非常方便。

“提供便利的同时，还要给法官们一点压力。”陈润霖说，压力不是来自他这里，而是来自当事人。比如审限公开后，办案拖拉的法官，可能要面临当事人的监督与质疑。

2014年，惠阳“许霆案”判决书在网上流传，由于判决具有法官鲜明的个人色彩，被网民誉为“伟大的判决书”，与此同时，一名法官在进行裁判文书上网时，发布的却是一份判决书写作模板。判决的好与坏，公众自有评判，陈润霖觉得，这正是司法公开的目的———不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可以倒逼法官提高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

实际上，司法公开在方便公众的同时，对法官也同样带来便利。“现在法官审案时，查找相似案例方便多了。”陈润霖说，在网上一搜就可以，不必再来回翻卷宗，既节省时间又保证裁判尺度的统一。

从审判流程公开到裁判文书上网，从减刑假释案件公示到庭审网络直播，从执行信息公开到“一院一网站”建设……广东法院的多年努力，使司法与公众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对比刚开始，大家觉得法院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为严格执行司法公开常与法官锱铢必较的陈润霖，现在不用总“黑脸”了，因为司法公开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他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目前，省高院不仅拥有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平台，还建立了以网站、短信、电子公告屏等为载体的多元化司法公开体系。去年，全省法院网上公开文书37.37万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量达到全国第一。陈润霖预计，今年还会更多。

陈润霖心中“好”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人话”，也即进行司法公开时，文风要接地气，少说官话套话。“不说让80后90后们追捧，至少能让我这个60后读得下去吧。”陈润霖打趣说，如果连他这个年纪的人都读不下去，那应该没人看了。不过，在各法院争相开微博、微信的热潮里，陈润霖反而想做“减法”，他认为，“留下有价值的载体，集中精力把它们做好更重要。”

在法院工作近30年，这名老法官对司法公开的理解愈加通透。他描述起心目中的司法公开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用制度规范来约束法官，等到大家慢慢形成习惯，也许过个十年八年，就沉淀为一种文化，融入到法官的骨髓里、血液里。”他希望，那时不用再专门去讲司法公开，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践行“看得见的正义”。

知识产权法院

按全新模式运作

回忆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创立，郑志柱觉得就是一部创业史。作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遴选出的第一批主审法官，刚开始条件很差，他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曲折”。

王芳也深有同感。她是从省高院抽调过去的筹备小组成员，时至今日她还记得，当时大家挤在一个大办公室，一边吃盒饭一边商量事情的情景。听起来很艰苦，可这些回忆让他们都感到亲切。

2014年12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萝岗开创大道正式挂牌成立。郑志柱说，当时用的是萝岗法院办公楼，借用后勤设备，完全“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这一过程中，省高院提供了大力支持，专门从各个部门抽调人手，组成10人的筹备小组，临时负责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行政事宜，此外，还从广州中院、东莞法院、中山法院借调法官助理。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是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挂牌成立的，但这并未影响“创业者”们高涨的热情。郑志柱清楚记得，12月21日那天是周日，法院正式开始受理案件，院长与副院长专程去到窗口接收诉讼材料。随后，受案量一直高居不下，截至今年11月10日，已共受理各类案件4073件，主审法官人均结案206.7件。

条件苦，工作累，郑志柱却很享受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的感觉。他曾做过八九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后来转去立案系统，始终忘不了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情结，一看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招考，他立即去“揭榜”了，并顺利成为10名主审法官中的一员。

在他看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范围是全省，这让他看到的东西更多了。佛山顺德的家具、东莞的服装配材、汕头的玩具、中山的灯饰……一有案件来，他就可基本形成预判，猜到大概是哪一类型纠纷，遇到专业性较强的技术类案件，则有技术调查官提供专业意见。4月22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开庭首次引入技术调查官参与，这在北上广三家知产法院中是首例。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虽按中级法院组建，但不确定行政级别，按照全新模式进行编制规划，实行扁平化管理。对王芳来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彻底废除了金字塔结构，是一个能让大家畅所欲言的地方。比如法庭数量有限，案件那么多，怎么办？法官们就在一起商议，自己制定轮排制度。她认为，得益于“自我管理”理念的建立和推行，让法院迅速度过“创业艰难期”。

为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实行“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贯彻司法责任制，正式挂牌后，设立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制度。如果法官遇到“疑难杂症”，可以在联席会议里讨论，不过，最后“操刀”表决的仍是主审法官本人。

此外，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还制定了《权力清单细则》，明确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区别于旧有工作模式，完全还权于法官，合理界定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范围，理顺审判组织之间的关系，院长、审判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均不得干预个案的实体裁判，保障审判权科学运行。

目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了法官助理梯队培养机制，但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难解。今年8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启动了第二轮主审法官遴选，并招录了一批司法辅助人员。郑志柱说，现在结案压力有所缓解，不过他期待配套措施尽快跟上，不少法官家住佛山东莞等地，如果周边配套成熟，就可以举家搬迁过来，不必再每日两地奔波。

而王芳的心愿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与国际接轨，她说作为完全按照全新模式运作的试点法院，在司改和创新发展的背景下，能做的还有更多。

权力清单

界定审判权及行使主体

“健全审判权科学运行机制，前提是依法界定审判权及其行使主体。”从知识产权法院参加筹备工作结束到省高院后，王芳被抽调到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参与筹备广东省法院机关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配套方案，并推出“权力清单”和“岗位职责”制度。

王芳介绍，“岗位职责”明确了合议庭内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不同角色的职责，各司其职，实现审判组织内部的高效有序运作；“权力清单”依法界定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配合和制约。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也要全程书面留痕，审判权得以依法公正行使。

行政庭法官刘德敏博士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我们审理行政案件时，往往外部带来的压力比较大。”他说，过去一些行政机关担心会败诉，案件到法院后，总想方设法地打听办理情况。实行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后，这种情况已不再发生，审判的独立性得到确保，法官审案时少了“后顾之忧”。

这正是王芳所认为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优点——— 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泾渭分明，真正还权给审判者。不过，她担心少了资深法官的把关，这一制度实际上对主审法官的业务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不过刘法官觉得，这反而加强了法官的责任感，让法官不仅要对法律、对当事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为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广东高级法院以主审法官选任为抓手，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制订下发《广东省试点法院主审法官选任工作意见(试行)》，确定深圳、汕头、佛山、茂名为首批试点地区。

目前，广东省高院与四个试点地区，已基本完成主审法官选任。有人成为主审法官，也必然有人会落选。如何做好落选人员的分流工作，成为考验各级法院的一道难题。在各个试点法院，年轻人多就地转化成司法辅助人员，而资历较老的法官，在充分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考虑到他们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很多分流到立案、审监、执行局等部门。

因为家庭原因和个人选择，现在王芳在法院从事的是行政工作，从曾经的法官到行政人员的心路历程，她称为“经历了心灵的成长”。“如果以一份很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享受这份职业。”她说，她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一样充满热情。实际上，无论是参与制定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案，还是在知识产权法院做筹备，多年来的法律知识累积，对她在任何一个新的岗位上都有帮助。

但一些年轻的法官，面对改革的“阵痛期”，难免有自己的想法。王芳认为，对年轻法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职业上的成长，也是人生成长的历练，如果真的心存理想，将来还会有入额的机会，应该以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

2015年10月12日，广东省法官遴选会正式成立，正在衔接做好首批入额法官选任确认工作，司法人员分类改革正在稳步有序推进。

“你知道吗？那天我们都哭了。”王芳说的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后的全员会议。眼见法院“开张”，所有在筹备期来帮忙的人员，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即将与大家话别。王芳觉得，那一瞬间触动自己内心的，是那么多人聚在一起，那么用心地做好一件事的感觉。或许一如司法改革本身，全广东的法官们一起为这项事业而努力，过程中有艰辛有探索，有决心有奋进，而改革的意义，是要抵达每一个人的内心。

观察

结合基层实践推动制度创新

近年来，广东司法改革有多个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无论是前海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的成立，还是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完善司法责任制，每一个探索都具有样本意义。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得益于广东宽松的政治环境引领，良好的法治环境助推，整体推进、配套有力。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认为，广东司法改革的难点，主要在于人员分类管理将如何推进。他认为，司法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精英化，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公平公正，广东司法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的实施方案，才能实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

需要看到，广东城乡发展差异较大，各地法院情况不同。以广东省司法体制改革四个试点城市为例，深圳为特区法院，先天具有改革优势，佛山为珠三角地区“案多人少”的代表，茂名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案少人少”的代表，汕头为粤东地区“案少人多”的代表，人案分布不均，是改革无法略过的难题。

面临复杂省情，广东的司法改革，既有对陈规大刀阔斧的革新，也有对未来方向性的试探。无疑，建立在广东基层实践与创新探索之上的改革方案细则，才能在这片土地拥有强盛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试点工作要在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进行，改革具体步骤和工作措施，鼓励试点地方积极探索、总结经验。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及时启动工作，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

司法权是国家事权，司法改革需要坚持中央顶层设计，同时，地方应积极探索实践，结合基层实践，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基层是创新的土壤，探索是创新的种子，没有地方和基层的探索，给顶层设计提供丰富的营养和素材，顶层设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进程中，基层探索不仅是改革智慧的重要源泉，也是改革决策落到实处的重要一环。

司法改革

广东作为全国首批7个试点省市之一，于去年3月承接中央四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2014年11月，广东正式启动试点工作，确定深圳、佛山、汕头、茂名四个地级市为广东司法改革试点市。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本专题按这五大发展理念，梳理习近平视察三年来，广东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和努力方向，今天进入创新篇。

改革进程表

201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中央随后决定在广东等7个省市先行先试，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2013年12月26日

横琴新区人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我国首个不设审判庭、取消案件审批制、事务工作由法官会议决定的法院。

2014年11月28日

广东正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内容包括改革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完善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法院、检察机关人员分类管理，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管理，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

2014年12月16日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虽按中院组建，但不设行政级别，实行扁平化管理，这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家知识产权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