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考作文题目新鲜出炉：《适合》

羊城派记者 陈晓璇

跟往年一样是一则材料作文。

题目如下：

龙应台《独立宣言》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人相处才是适合的？其实，我们生活学习、待人处事等，都需要寻找适合的方式。请结合你身边的事例，以“适合”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pai.ycwb.com）

《独立宣言》

——龙应台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和长子安德烈的书信来往，共有36封。我已经读2遍了。昨天读到第35封，妈妈给安德烈的信——《独立宣言》，我深有感触，特全文转述，并写下自己的体会。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刷”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对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奈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凑够了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238-87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菲力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

我说没有。

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

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力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力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吗？”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力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作者：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作者：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吗？”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吗？”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吗？“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上载者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吗？”

菲力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彩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像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来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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