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千围宴村庄风光背后:村民叹家家为争房闹翻
在姚蕴珊的记忆中，从前的杨箕村，最让她难忘的是自家天台上的石榴树和白兰。石榴花花红似火，白兰花花白如玉，花香似兰。
那时候，姚蕴珊就住在靠近村口的一栋四层小楼里，因为靠近马路，所以采光好，不像村里其他的农民自建房，密密麻麻格子般挤在一起，阴暗、潮湿、一线天，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景象。
2010年6月，随着“轰”的一声，姚蕴珊的家被推土机和钩机推倒。很快，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这个拥有960年历史的千年古村近乎被夷为平地，只有几栋钉子户所属的楼房孤零零地立在瓦砾残垣中，依然阴暗、潮湿，却再没有以前的一线天。
姚蕴珊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居住了近十年的地方竟然这么小。以前，她踩着单车在村里狭窄的小巷里绕来绕去，道路弯弯曲曲，溅起的污水在脚边炸开，路两侧的发廊和打工仔与她擦肩而过，小小的姚蕴珊要骑好久才能绕回家里。那时候，她觉得杨箕村好大，楼房和头顶密布的天线像一张网，而她太小了，根本看不到头。
那一年，姚蕴珊11岁，刚上初中，她的家在广州市越秀区杨箕村泰兴直街54号。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栋40层的现代化电梯楼。楼里住着回迁的村民，和以白领为主的租客。楼前是一个小花园，有花有草有树，楼下的桌子前坐着两个物业管理人员，懒懒地晒着太阳。
距离2010年拆迁已经过去了七年。旧的杨箕村消失了，新的杨箕村在原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上重新生长。告别了曾经的脏乱差，现在的杨箕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小区，与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小区并无太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或许是村口按旧制重建的四大祠堂，分属占据杨箕村人口最大比例的四大姓氏，姚李秦梁。
抬头望去，靠近街道的新楼外侧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恭贺业主，乔迁之喜”，几个红字热热闹闹地印在上面，空气中仿佛还能闻到不久前“千围宴”的油烟味。
2016年10月2日，回迁取房完毕的五个月后，广州杨箕村摆下1500桌宴席庆祝回迁，新小区的4000多户业主受到邀请，参与者超过12000人。当时专门从顺德请来了600位厨师和厨工，在临时搭建的6个临时大厨房中为回迁村民准备食物。每桌包括十菜一点心一水果。现场还设有安检和流动食品检测车现场监督。
这一日，杨箕村锣鼓喧天，与此同时，网络上亦是人声鼎沸。“千围宴”的盛况被媒体报道，引发热议。有人称杨箕村成为土豪村，是因拆致富的典型。按照城中村“拆一补一”的原则，杨箕村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以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盘均价估算，相当于户均拥有近900万元的资产。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杨箕村千围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
无论是褒是贬，对于杨箕村民而言，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才懂。七年拆迁，在他们的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就像从前巷子里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很多时候，连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也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方向。
前夜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扩张，和所有其他的城中村一样，杨箕村也经历了从种田到种楼，经拆迁而回迁的发展历程。1992年，村中田地大部分被征，杨箕村村民全部“洗脚上地”。其时，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让全国人民心生向往。外来的打工者在这里淘金，年轻人在这里寻梦，而狡黠的杨箕村村民也利用这一发展契机进行转型。
一栋栋小楼在原有的田地上缓缓竖起，速度并不快，大多数村民贫穷，只能一层层地建，卖了这批猪、那批菜有了钱，再盖新的一层。渐渐地，全村被密集地建满了这种“握手楼”——由于缺乏规范，所以野蛮生长，楼与楼之间距离狭小，打开窗户，就可以和隔壁楼里的村民握手。
这些“握手楼”大多四层，每层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间均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90年代，一个单间大约100-200元，进入21世纪，则涨到了400-500元。从原来的种田改为种楼，自此，杨箕村民开始以房租为生。
随后，广州东扩加剧，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建成。90年代初，广州市政府提出建设珠江新城，其定位不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这一次，村落的自然发展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从高空俯瞰，光鲜亮丽的钢铁森林之中，有一块低矮阴暗的沼泽，这便是毗邻珠江新城的杨箕村，对于力图打造国际化都市的广州城而言，仿佛一贴膏药，又如鲠在喉。
而对于姚蕴珊一家而言，这里却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姚蕴珊所住的小楼属祖父姚礼津名下，拆迁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据了整个三楼，其他楼层则全部出租。她还记得住在四楼的是个来自广西的年轻姐姐，二十出头。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蕴珊放学回家，就坐在四楼的楼梯口等温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台玩耍。住在五楼的哥哥也来自广西，二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姚蕴珊记得他养了一只猫，黑白相间，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还有一只猫，小小的姚蕴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那个记忆深处的天台！因为杨箕村治安较差，刚上初中的姚蕴珊很少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台就成了她的游戏乐园。这里有她的石榴树和白玉兰，有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她的童年。从天台向东看过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栋楼，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姨妈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几个老人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闲聊。向南看过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杨箕村的内巷。姚蕴珊很少在里面长时间停留，巷子里很黑，经常有打工仔蹲在两侧抽烟，每次遇到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快速走过。
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