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各时期出土文物见证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
09.10.2014 18:21
本文来源: 中国广州政府
中国南海海上贸易兴起和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时期已趋成熟和繁荣，明清时期则臻于鼎盛。两千多年来，广州正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中外交通、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港口城市，广州亦出土了一批颇能体现各时期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物。
自从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之后，岭南与南海各国海上贸易交往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批舶来品就是最好的见证。如南越王墓出土的蒜瓣纹银盒备受世人瞩目，被认为是岭南发现最早的“舶来品”，银盒的造型和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这件银盒的蒜瓣形花纹，是用锤揲法压制而成，锤揲压制金银器起源于波斯文化。这类纹饰的金银器皿在西亚古波斯帝国时期多有发现。这件银盒传入中国后，在器盖和底部又加上了汉字铭文，还按照汉代盒子的造型，在盖面加纽饰，底部接上铜圈足，可视为典型的“洋为中用”之物。此外，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原支非洲象牙、产于阿拉伯地区的乳香等也印证了广州与南海诸国的贸易交流。
广州两汉墓葬出土了大量玻璃制品和焊珠金饰，这类串饰由玻璃、玛瑙、水晶、琥珀和小金球等穿串起来作为装饰品。玻璃珠样式风格和制造技术很有可能来自古印度，是见证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印度、西亚地区交通贸易历史的典型标本。串饰之中有一种焊珠的镂空多面小金球，这种焊珠工艺是当时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可能经由印度传到中国。玻璃器皿和珠饰是两汉时期岭南与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物产，见证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旺。在广州两汉墓葬中出土的托灯胡人佣十分引人注目，佣像深目、高鼻、厚唇，脸上有络腮胡子，一望而知绝非汉人。这种佣像的体质形态既有南海诸岛种族的因素，又有西北杂胡的特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广州与海外不仅进行一般的货物贸易，还进行人口交易，这种胡人形象托灯佣所反映的就是贩自海外而服务于墓主人的家内奴仆，即其原型是由南海道贩运来华的外族。
同时，广州两汉时期出土了大量熏炉，岭南使用熏炉自南越国就开始了，到两汉时期熏香之俗益盛，大部分墓葬都有熏炉随葬。广州地区出土熏炉数量多，使用香料种类也多，大多是由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甚至远至西亚、红海沿岸输入，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货物。龙脑、乳香、沉香、檀香、丁香、安息香等香料传入中国后很受欢迎，很快取代了香草，成为熏香的主要原料。由于这些香料多为树脂类香料，适合置于炭火中阴燃，缓缓发烟散香，因此广州西汉中期墓葬出土的熏炉，其炉腹加深、炉盖增高的器型变化，正是为焚燃进口树脂类香料所作的调整。熏香之风由南北渐，迅速蔓延到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出土熏炉造型明显受到南方地区、尤其是广州熏炉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僧侣、中外使节、商人沿着海上丝路络绎不绝前来。六朝时佛教从海路传入广州，留下光孝寺、六榕寺等佛教名刹。光孝寺是广州现存年代最早的佛寺，是岭南有名的译经场。在广州市内的多处遗迹中发现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材料及其他佛法遗物，最大量的当属莲花图纹，其中又以莲花纹瓦当最多。在光孝寺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六朝地层中出土许多莲花瓦当，同时还见砖面上拍印莲花纹样。南朝墓葬和遗址中出土青釉瓷净瓶、佛塔、狮形莲花器座等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物，说明这个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入，佛教在岭南地区已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思想和艺术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从唐代开始，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亚洲、非洲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朝廷首先在广州开设市舶使，这是国内唯一掌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广州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外来客商，特在城西怀圣寺一带划地建立外商居住区，史称“蕃坊”。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广州经商，伊斯兰教由海道传入中国，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地，兴建了怀圣寺和光塔，现存的光塔是唐代原构，独具阿拉伯建筑风格，当时出入广州内港的海舶也以此为导航灯塔。瓷器是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1994年，广州市德政中路发掘一处唐代码头遗址，遗址距现珠江北岸约700米，出土一批专供外销的长沙窑和越窑等生产的瓷器。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文化层出土了一枚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纽为一女性黑人像，从头像造型看，很可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该印章的印面呈椭圆形，与我国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印章不同，这种椭圆形印章以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最为常见，表明其文化渊源。
近年发掘的南汉二陵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汉宫殿遗迹是南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南汉康陵出土了几十件玻璃器，经检测，是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汉国文化层出土一批波斯蓝釉的陶器残片，可以断定这些古代波斯陶器是通过海上航线传来广州的。可见当时广州不但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聚居的地方，也是海外珍宝的重要集散地。
宋朝平定南汉国后，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加强对市舶贸易的管理。陶瓷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各地名瓷纷纷运到广州出口。这刺激了广州地区的瓷业生产，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一个颇具规模的民间窑场西村窑应运而生。西村窑遗址位于广州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南北1公里多，残存废瓷堆积3处。西村窑的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西村窑产品器类丰富，款型繁多，装饰手法多样，在器形、釉色、装饰上大量仿制外地名窑，又在器形、装饰上迎合海外生活、宗教习俗及审美要求。如凤首壶是阿拉伯地区喜用的器具，吸收了波斯金银器的造型特色，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而烧制。军持，梵语的音译，是一种净手的水器，亦可用来插花。这种水壶在崇信佛教的东南亚地区使用广泛，佛教僧侣用以饮水、净手，在干旱少水的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徒出外和朝圣时，也常携带这种水壶，以备旅途需要。海外发现西村窑的产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远远多于国内所见，说明西村窑是一处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规模较大的民间窑场，其产品通过南海道，销往东南亚，再经中南半岛，远销到印度洋以及中亚、西亚及东非。
在古代，人们出海作业，必先敬神祭海。建于隋朝开皇年间的南海神庙，是我国古代海神庙中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官方庙宇，既是古代皇家祭祀海神的场所，又是中外客商拜祭海神祈求平安的庙宇，庙内现存自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共45块。唐代韩愈所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指出，南海神庙在“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广州出海进入大洋所必经的交通孔道，也是来广州贸易的外国货船进入内港之前的停泊之所。其中不少碑文有关于海外贸易和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和居住的记载。在南海神庙外围考古发现的明清码头遗址，是广州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码头，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遗迹。
明朝政府为防范倭寇的侵扰，清政府也因对台湾郑成功势力的防范，都先后实施海禁。广州港因面临南海的地理优势，在明清两朝的“朝贡贸易”以及民间的海路贸易中，成了特准的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垄断着全国的对外通商往来。在广州明代古墓中出土了3枚外国银币，墓主是明太监韦眷，曾在成化至弘治年间任广州市舶司使。外国银币中有两枚是15世纪的葛剌（今孟加拉）银币，另一枚是15世纪的威尼斯银币，正是十五世纪广州海上贸易的见证物。
清代广州最著名的海交史迹是粤海关和十三行。清政府于1685年开放海禁之后，在粤、江、浙、闽设立四海关，粤海关是中国最早的海关之一。在粤海关成立的第二年，十三行正式建立了，在广州港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发展最为昌盛，可惜于1843年全毁于一场大火。绘于这一时期的众多外销画和外销瓷反映了十三行当年的繁荣景象。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了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除了商贸往来外，还展现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人，在与南海诸国、中南半岛、印度洋沿岸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得风气之先，形成了开放的、多元的、兼容的岭南文化，直到今天一直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来源: 中国广州政府
09.10.2014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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