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最诚信灵活的商人
位于黄埔湾的粤海关办事处。
广州行商赠送给外商的银杯，杯身刻有洋人在珠江赛艇场景。
广州黄埔港，海关官员在丈量船货。
义盛像
大洋网讯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并在这种活动中接受评价。有些在我们自己眼中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却是惊诧莫名，因为有着不同的视角。
正因此，如果我们来翻阅一下历史上那些“外来者”观察广州的视角，我们常会发现一些很有趣味的内容。如果不是经由他们的眼睛，身在其中的广州人，恐怕不会想到每日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着如此多元的面向。
同样地，广州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大都市，对于那些早期来到中国沿海的外国人来说，同样具有足以激发灵感，拓展思维的能力。实际上，很多早期西方人的所谓“中国经验”，就是“广州经验”。广州作为“窗口”的历史经验，读来不仅有意思，也有借鉴价值。
作为商业大城的广州
很早就引起各国的注意
研究者袁婧指出，虽然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大港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人”对广州最早的描述，出自元代来华的欧洲人。早期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葡萄牙使臣皮列士的《东方志》、葡萄牙人柯路仕的《中国志》、俄国使臣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等，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他们游历广州的见闻与广州地理、物产、贸易等方面的情况。1684年清政府开海禁之后，进入广州的西方人扩大到英、法、荷、西、德、瑞典等国。其中影响深远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团团长马戛尔尼，使团所乘“狮子号”船的大副安德逊，都留下了非常详细的纪实作品。之后的一口通商时期，大量西方商人及其他领域人士来到广州及广州周边，留下的作品就更多了。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写道：在欧洲大小城乡里的那些沙龙上，衣装得体的男男女女们围坐一堂，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像他这样的游历者以如簧之舌讲述一个“未知”之地的种种“神秘”景象，不时发出惊叹的场景，是非常常见的。
可以说，这些“实录”就是当年的新闻传媒，而在这些写作者的家乡，同样有着大量翘首以待等更新的“粉丝”们。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需求，并不比今天的人们少。广州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充满着美好的想象。尤其是广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对于重商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人士来讲，是特别感受亲切和认同的。
唐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外国商人云集。宋代广州与五十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更是与多达一百四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梁启超感叹当时的广州：“交通之盛，不让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举国无能与京矣。”并非虚语。
广州外贸繁荣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有历史资料这样记载：“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曰北流锭，曰镪，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盖外人往往以其国王之像印于钱面也，今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学者指出，这种在一个地区使用多种外国货币的现象，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岭南商贸的国际性。
“没有比行商 更适合从事外贸的团体了”
1825年，一个叫亨特的美国人来到了广州，他当时才13岁，不过紧接着他就被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第二年才重新回到广州。3年后，他在广州加入了美商旗昌洋行，并在1837年成为该行的合伙人。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开中美贸易航线以后，中美间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增长。据历史学者黄启臣的考证，自1784~1833年间，由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到1040艘，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于是美国波士顿的普金斯公司，沙墨尔·罗塞尔公司纷纷在广开设洋行，名噪一时。而罗塞尔洋行就是后来改名为饮誉广州的旗昌洋行。
1842年，年仅30岁的亨特就功成名就地退休了。之后长期往返于美国和中国等地之间，进行投资和游历，其在华生活时间长达40年。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述成《广州番鬼录》与《旧中国杂记》两本著作。
学者刘季冬言，亨特是当时广州仅有的几个懂中文的外国侨民之一，所记皆耳闻或亲身经历之事。他刚到广州时就亲身见证了岭南商品经济的繁荣，珠江“其时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包括那些现在差不多完全绝迹的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
刘季冬指出，亨特第一次到广州是1825年，离鸦片战争（1840年）的爆发还有15年。他的记述表明，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并且是极其开放的城市。
亨特作为一个商人在岭南生活，接触的社会群体也主要是商人。他对岭南普通商人的评价颇高：“他们在商业方面是聪明的，在工艺方面是灵巧熟练的。”对行商更是赞不绝口：“他们形成一个机智的、有影响的、有教养的团体。他们与外国人的日常关系非常友好，彬彬有礼……再没有比他们更体面、更慷慨、更友好的阶层可以来指导这项贸易的了。”
机敏的看银师和木匠商业精神无处不在
刘季冬指出，在大约同期的其他在华外商的记述中，我们不难找到抱怨部分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缺少信誉的记载。但亨特笔下，岭南，特别是广州商人的诚信却非常突出。他说，这是他20年商业经历的亲眼所见。
他这样充满感情地描写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人类自从有了商业，可以说就有了欺诈和违约。但对于亨特来说，这些糟糕的经历似乎与行商绝缘：“作为一个商业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他们依靠的并非西方式的“契约合同”，“这些合约除双方各自记账外，从无其他记录，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也无须盖印和誓证，从未发生过故意破坏合约的事件。至于货物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行商方面是很忠实很认真地履行合约的。”1822年十三行大火，外商约翰·顾盛将5000匹绉纱存放在岭南商人开的义盛店铺。火灾发生后，义盛店老板组织人首先尽力抢救顾盛存放的货物，而义盛自己则损失惨重。“他把顾盛的绉纱抢救出来，而丧失了自己的房屋和各物，包括大量自己的货物和动产。”
广州商人的灵活变通和眼光敏锐也让西人很有感触。亨特曾记录，银铺的砖缝中往往有不少的银屑，看银师通常到了每年的年底将换地砖的权利出卖，得此权利者自己出钱将砖换好。有人曾出价50两银的高价来购买看银师店铺换地砖的权利。当英国舰队到广州城外时，人们对于外国的军舰非常好奇，争相观看。有商人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将英国军舰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图形制作成木版画贩卖。一个叫阿树的工匠，因他会说几句外国水手的语言，有一次法官审理一件外国人案件时，他被叫来做外国人的翻译。阿树在当翻译时，瞅准一切机会对被审判的外国人说：“千万别忘了，九号，木匠广场，那里，最公道的价钱，卖樟木箱和航海箱。随便比哪家店铺都便宜、都好！”广告能植入到法律审判当中，不得不令人惊叹于商人的机敏和实用主义精神。
文、图／广报记者卜松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