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广州迎春花市改革勿破坏原有文化生态
时间：2014年5月28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B6版
迎春花市是广州的一大文化品牌，具有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价值，对其的挖掘和利用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必然要求。但回顾几十年来广州市政府的主办历程，当中并不顺利，由于社会有关方面不了解或不重视花市的文化价值，花市屡受质疑甚至一度面临停办的危机。举办花市的成本越来越高昂怎么办？是否应采纳将花市迁入体育馆的建议？又如何看待花市挤占繁华商业街的问题？至今有关花市改革的一些新设想仍在争议之中。笔者注意到民俗学工作者在该改革过程中的缺位和失语。而上述一系列问题，若抛开民俗规律来解答则不可能保护好花市这个群众文化品牌，更谈不上利用好花市的文化价值了。开发利用花市价值宝库的效果是否理想，有赖于协调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处理好保遗和创新的关系；
首先，应正确理解创新的真正含义。创新是因应环境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活力和提高竞争力，以延续自身的生存。创新并非简单地消灭旧事物，一刀切式地什么都推倒重来。新和旧并非只有对立关系，现代与传统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面对某些要大胆革新花市的呼声，民俗学者持谨慎态度。饱含文化价值的花市年俗不能轻率地去改革创新，因为它是有着自身生态和法则的传统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专家田青就曾说过，有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能去创新，因为一创新就不再是它了。这绝不是说花市完全不能改革，而是说改革不能违背节庆活动自身的产生、延续和更替规律。如果创新的结果是花市原有文化生态受到干扰，生命力被削弱，文化价值丧失，那么这并不是我们所要的创新，而是一种破坏。
在广州花市的改革历程中，我们已经探索出一些不能触及的“雷区”。例如：保证传统花档在所有档位中占多数，只能露天举办，越秀老花市不能易址、除夕一过就结束等等。民俗学认为，文化心理需求才是传统民俗活动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活力源泉。花市并非一个普通的市场，而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情感信仰的依托。群众涌来逛花市其实是为了感受花海人潮和沾喜气求吉祥，而普通的展销会场没有这种效用，这正是广东人过年时的文化心理需求，也正是迎春花市的价值和活力所在。某些领域之所以成为改革的禁区，是因为其变更会从根本上动摇对文化心理需求的满足，进而直接危及该文化传统的存续。而在不触及文化心理感受的其他方面，广州花市的改革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从只有一个越秀花市到各区分设花市，花档由竹棚改为钢架，清场时由砸毁剩花到转赠老人院等等。
（二）处理好全民参与和政府主导的关系；
1956年以后，广州花市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由政府出钱为老百姓“买欢乐”，同时加强了对活动的管理和引导。可以说，如果没有两者的紧密协同与良性互动，广州花市很难发展成今天如此的规模和影响力。
但须强调的是，不能混淆“主导”和“主体”两个概念。主导花市组织事务的是政府，但花市的主体却是全体市民。一个个花市的实体的确是由政府建起来的，但广大市民才是逛花市年俗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花市应该怎么逛应该由作为主体的老百姓说了算，花市应该怎么改也只能由节俗自身的规律来决定。政府在举办花市活动时如果不顺应民意，不尊重规律，就必然严重伤及花市本身的文化价值。民俗学理论指出：节庆活动作为一种重要仪式，承担着社会生活节奏转折的关键功用，处于“时空外的时空”，与正常时空之间存在着许多倒置现象，不再适用常规场域的法则。否则，会大大影响新旧阶段的成功过渡，伤及族群的集体情感和记忆。而花市中工艺品档位要比花档多收多少租金、因举办花市造成了多少条公交线路改道等就属于常规的理性计算。我们须避免这样的情景出现：政府在花市改革问题上只顾单方面的管理方便，疏于考虑群众的传统文化情感，过于理性地对待节日民俗这样一个由特殊法则支配的场域，结果造成改革失败，导致民俗文化资源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处理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文化事业属公益性，要求投入大，而又见效慢；文化产业则为商业性，投资后相对回报较大。而且，当文化强省中的“强”具体落在这两个概念上时，会分化出相异的评判标准。文化事业的“强”更多地是强调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好、文化服务设施的覆盖面广等，更着重保护；文化产业的“强”则涉及文化创新能力强、文化产业增加值多等，更着重创新。两者的不同性质往往导致政府部门的区别对待，即忽视文化事业而只重文化产业。
迎春花市既是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如何“两手抓，两手强”是摆在花市主办方面前的课题。可喜的是，据笔者对广州花市多年的观察，广州市政府尤其是花市办对此的认识一直很清醒，基本上形成了两者互补共进的良性局面。但仍要提起注意的是：只顾抓产业，而放弃抓事业，虽然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但因造成了文化活动变味、文化价值剧减，付出的却会是长期社会效益的代价。（ 作者：王宇丰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责任编辑：陈芃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