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当前气候变化科技政策法律需要“三管齐下”
这两天，北京笼罩在重度雾霾之下，而在遥远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虽然不能明确说雾霾和气候变化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定量关系，但确实观测到季风指数在持续下降，即主要影响我国的冬夏季风都在减弱。这就使空气更容易处于静稳状态，不利于雾霾扩散。”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吴绍洪说。
然而，确定的是，在巴黎大会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简称《报告》）显示，气候变暖已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干旱、洪涝及各种极端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正因此，此次大会有关气候适应的议题颇受重视。
“如果全球温度继续升高，各种极端事件造成的灾害突如其来，人们又能逃向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气候，找出应对的方法尤为重要。”吴绍洪说。
气候变化对中国弊大于利
“要想应对气候变化，首先要了解气候变化给中国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未来会怎么样？”吴绍洪说。
吴绍洪是《报告》第二卷的主要作者。关于气候变化对我国造成的影响，他了然于胸。气温方面，从1909年—2011年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0.9℃—1.5℃，近15年来气温上升趋缓，但当前仍处于百年来气温最高阶段。
水资源方面，近百年和近60年全国平均降水量未见显著趋势性变化，但区域分布差异明显，其中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近30年来降水持续增加。中国沿海海平面1980—2012年期间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速率。“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总体上判断是弊大于利。”吴绍洪说，气候变化的有利影响，如部分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增加等；而不利方面则可能影响粮食产量与品质、水资源、城市等。
适应气候变化 灾害风险管理必不可少
吴绍洪说，要适应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管理必不可少。
《报告》编写专家组组长、国务院参事刘燕华分析，中国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对气候变化敏感性高，灾害损失成上升趋势，防灾减灾应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
以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城市为例，近年来，中国大中城市不断发生严重的城市内涝，有数据显示，2008—2010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内涝。随着降水强度的增大，城市建筑暴露性程度增大，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预估将增加。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是灾害风险管理。”上海市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说，这方面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的适应计划值得借鉴，在纽约，会针对温度、降雨、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预测对公路系统、交通运输产生的影响，设计出不同的适应目标和重点领域，以加强城市对未来气候风险的综合防护能力。
在我国，虽然一些城市在气候变化综合灾害风险治理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建立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等。然而在陈振林看来，我国对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缺乏系统性研究，现有的城市规划对气候变化增量因素考虑不足、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等，使我国城市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尤为脆弱。
适应尚缺激励机制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与减缓相比，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都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目标与资源匹配的一致性，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决策科学基础，提高各层面适应意识和能力。”刘燕华说。
吴绍洪说，比如说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数据，国际上欧美地区对生态系统的变化有上万个观测点，欧洲有超过200年的气象观测数据，中国的常规观测站只有几十个，而且时间序列超过百年的站点寥寥无几。“如果连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可能影响都掌握不了，更何谈去适应呢”。
再就是技术，尽管我国在农牧业、水利、人体健康等不同领域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然而，《报告》指出，这些技术措施的气候变化适应针对性还不够强，没有形成体系，一些区域和领域适应技术甚至还没有得到应用。
“当前，适应之所以没有像减缓那样深入人心，主要在于适应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而且缺乏激励机制。减缓领域中的碳排放能够进入市场交易，有商机而且比较容易进行规范运作，因此开展较早，发展也较为成熟。”吴绍洪说。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吴绍洪建议，我国应从科技、政策、法律三方面做文章，针对某个领域问题如何从技术上解决，如农业耕作上的灌溉技术，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生物技术等；同时在政策层面引导各行各业的人自愿去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从国际上看，不少发达国家制定了气候变化法，从法律的层面上给予保障。同时，政府部门从其管理的领域角度，充分考虑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尽量减轻负面作用，规避可能的风险，这些都值得中央政府和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借鉴。”吴绍洪强调。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