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公平两个字很沉重
医疗产业链的尴尬局面，难以迅速改变，其突出的表现是：参与的医、患、药各方“均不满意”。作为医疗消费者，患者的感受是看病难、看病贵，医药费用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了患者越来越难以承受之痛。
作为对东莞医疗事业有着深刻了解的业内人士，廖新波和陈宏宾一致认为，加大对医疗的投入，不要将GDP政治观带入医疗发展，才是保证医疗公平性的根本之道。
■人物资料
廖新波，1982年至2004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先后任省人民医院病理科医师、副主任医师、副院长，期间1991年至1993年赴美国留学。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H导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由于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用微博等平易近人的方式和公众进行密切地沟通，被在互联网上亲切地称为“波子哥”。
政府投入才能实现医疗公平
对于医疗事业，应该做实，真正体现到公平原则，让看不起病的人看得起病，平价医疗不应该是低人一等的医疗服务。
南方日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医疗事业和改革避不开的话题，自2010年起，东莞启动了医改试点工作，时至今日，您觉得东莞实行的医改是否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进步了？
廖新波：首先要明确，政府为什么办医院？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公平的医疗服务。而公平的实现不是靠医院，是靠政府制定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投入，只有投入才能使公平实现。
如果单纯靠医院自筹资金，医院就有可能会尽可能多盈利，因此它会对一些看不起病的人产生歧视；对一些有钱看病的人则另行待遇。这种观念如果在医院里运作，肯定会带来不公平。
一些医院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说VIP病房。公立医院有VIP病房是中国特色，香港也有但严格控制在10%之内，超过这些部分是自付的，不占用公用资源。而我们这里只要够级别，就可以享受。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
政府的投入也不公平，政府对大医院投入多，小医院少投入或不投入。这又怎么使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下沉呢？怎么解决看病难或看病贵呢？所以说县级医院是一个突破口，各级政府该从这个突破口去想办法加强投入。
南方日报：东莞今年提出“平价医疗方案”：年内设一家平价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二级以上医院开设平价诊室，社区门诊推广使用平价药包。这项方案您觉得能否助力公平医疗的实现？
廖新波：这项工程为民众提供了平价医疗，但有四个问题要反思。
第一，公立医院提供的是什么医疗，是否是平价医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是否公立医院提供了一种高于平价医疗呢？
第二，为什么要在公立医院设立三六九等的服务，公立医院应该提供公平的服务，病人看不起病，不是医生的错，而是保障体系有问题。
第三，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我们的保健体系已经建立了，并能在一个统一的保障制度下享受医改成果，再建立平价医院大可不必。
第四，要解决连自费部分都付不起的病人看病难，只能通过救济政策，建立一个大病统筹保障系统，与民政救济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困难度给予或者调整不同的报销比例。这不就解决了那些看不起病、支付不起自费部分的人看病难问题吗？这不是一种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吗？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却要提供一种不能让所有人享受同等医疗服务的所谓的平价服务。我们提口号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应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地一揽子解决公立医院的民众看病公平问题。
我们现在推行平价医疗的政策，就需要去做实，真正体现到公平原则，让看不起病的人看得起病，而不是去享受一种低人一等的医疗服务，削减它的医疗质量。
南方日报：做实这项工作面对的困难是不是很大，毕竟老百姓还是感觉到看病贵？
廖新波：不难，怎么难呢？不要老是说我们有困难，其实我们没有行动，不愿意投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像深圳一样提供一种全市的平价医疗；当我们没有能力时，政府就要着重解决部分人的看病问题，提高他们报销比例。
我经常在省领导面前讲，我说解决办法很简单，不要搞那么复杂，就是提高根据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的问题，比如，你是最穷的，我是次贫的，你报销95%，我报销80%，不就解决了吗，不就公平了吗？
政府的一个职能是制定公平的政策环境，而不是扭曲政策环境，这个很重要。
我经常在领导面前讲意见，可能领导没听进。对这一点，我也很失望，像我这样说实话的没人愿意听，反而助长了说假话。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面对医疗问题的时候，都要认真去看看基层的情况，认真去调查，走群众路线。
南方日报：您的观点是致力于让每个人享受公平医疗，这个观点不会被接受吗？
廖新波：不会被接受。因为我们是GDP观念、GDP政治观，政府的钱拿去投入经济，10亿可能产生20亿的效益，如果投入到卫生，10亿就是抛入了大海。他们没有想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国力。
对于医改政策，上层的支持很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也起作用，我们的方案很好，症结就是不作为。
为什么说不作为？医改是一个国策，应该是经过人大认可，必须是人大去监督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如期拨到医疗卫生里面。不然一届政府一个样式，他们要业绩，用GDP业绩观就可以解释。
这需要我们的政府制定一个全国的国民健康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必须通过人大认可，保证资金的投入，保证市民的基本医疗，是一种宏观的医改方案。
政府办医院不是弱肉强食
很多地方政府对社区医院只注重硬件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在社区如何看好病、用好药方面还缺乏好的机制。越是高层的政府越是要关注基层的医疗假设。
南方日报：东莞去年有1498万人去社区医疗机构看病，但是相比公立医院，社区医院是门可罗雀，此前您称赞过东莞的社卫机构工作不错，对这种状况怎么看？
廖新波：有很多地方政府对社区医院有投入，但只注重硬件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在社区如何看好病、用好药方面还缺乏很好的机制。
市民不愿意到社区看病，一是没有好医生，好医生从机制来，机制的关键是待遇；二是没有好的服务能力，即基本医疗的配置。政府应该提高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社区医院可以做的事情不需要在大医院做，因此限制大医院对类似慢性病治疗和住院的份额，并分流到社区医院。
一个在行政上去规定它，一个在报销上规定。从待遇上留人和政策上的干预两个结合，社区上的服务品种就会增强，质量就会提高。比如说完成公共卫生任务的给予什么奖励，能够使民众大部分慢性病可以在这里就诊的或者回来康复的，这是一种考察。
南方日报：在公立医改的实施路径上，东莞选择了设立“医管中心”这一途径，以初步实行“管办分离”。您对其具体运营方式有何建议？
廖新波：假如说东莞成立医管中心，只是管几个医院的管理问题，那与卫生局直接管没什么不同。其实现在的卫生局可以说就是管办分开了，因为卫生局本身没有钱，它在做公共卫生、规划、基本医疗服务、医疗质量控制等事情，已经在为政府做事情了，如果这些事情另外在一个部门分开，会不会增加管理的成本和管理的冲突？
成立医管中心首先要明白管什么，卫生局又在做什么，卫生局的医政科做什么。其实，医政要做的事情原远远超过医管中心要做的，而医管中心分出来之后，并没有包揽所有本地区的管理问题。有很多问题需要明晰，医院的发展是不是让医管中心统一部署和规划，人员的安排、任命、调入、调出，谁来负责，院长的责任怎么去落实，哪个部门监督。如果人财物依然不变，那这种医管中心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南方日报：以前政府规划市镇两级医院，而厚街、常平、塘厦等镇街医院实际上已经成为区域医疗中心，现在明确提出“区域中心医院”的概念。区域中心医院好像打破了原来东莞比较完整的格局，您觉得东莞的医院格局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有序竞争？
廖新波：像东莞这样不大的地区，且行政区域很明显的，是有必要实施区域中心医院带动周边发展的策略。但从目前来看，区域中心医院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概念炒作，因为这个区域里面，没有任务的划分，其他镇医院求发展的欲望很强，它不愿意俯首称臣。
医改有一种要求，90%的病人在县级医院看病，东莞没有县级市，镇就是县级，所以要检查各级政府的医改任务落实如何，就看是否90%的人都在本地看病，如果没有，那就要努力改善就医环境，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当大家都提高了，势均力敌的时候，区域医疗中心就名存实亡。
中心镇的医院带动几个附属镇，不是把其他几个镇的基本医疗吸引过来了，是要带动提高附属镇的医疗水平，使病人留在那里。政府办的医院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均等化发展。
越是高层的政府越是要关注基层的医疗建设，这就是公平，公平两个字是很沉重的。
民营医院根本出路在高端
民营医院发展的根本出路不是在基本医疗，而是在高端。公立医民营医院各司其职，国外经验就是这样。
南方日报：在公立医院之外，民营医院对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助益，东莞一直支持和发展民营医院，您对私人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怎么看？
廖新波：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应该是互补关系。
但现在，民营医院依然在做基本医疗，且得到鼓励，他们在市场也有一席之地。
对这种情况，我感觉有点不正常，我们可以逆向思维思考：是否是公立医院的价格高了，所以民营医院才分得一杯羹？
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假设一个医院一年收入是10亿，政府投入假如说是5亿，这5亿并不是拿来赚钱，而是使价格下降一半，如果下降一半，民营医院也是以降低一半的价格来提供服务，民营医院不是死了吗？
又换另一种思维，支边、扶贫、公共事件、科研等医疗公共费由政府支出，或者说使一些钱用在更加优质的服务里面，这就使公立医院包袱比民营医院轻很多。那同样的服务、价格，民营医院根本争不过公立医院。
所以民营医院发展的根本出路不是在基本医疗，而是在高端。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各司其职，国外经验就是这样。
在香港，市民排队去公立医院免费看病，而在私立医院不用排队看病，但价格很高。在内地，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同在一个市场环境下竞争，民营医院是有利可图的；而香港并不是，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所有服务支出由政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