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延迟退休不会直接影响就业 应避免一刀切
还有5年就退休的老教师李蕾（化名）感觉有些等不及了。
近期朋友圈一波接一波的延迟退休消息，让她暗暗下定了提前退休的决心。对她来说，从教近30年，职业的艰辛令她在前几年患上了心脏病，原本希望可以捱到55岁正式退休，但政策即期的一朝变化，让她措手不及。
李蕾不是个例。在去年甫一推出事业单位人事改革以及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金 并轨之际，“提前退休潮”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尚未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在舆论上便已遭遇民众激烈反应。在社会共识尚未达成之际，究竟延迟退休该不该推出？若按期出台，又该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最大程度减少阻力？为此，21世纪 经济 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虽然各方对延迟退休态度不一，但实施以后避免“一刀切”，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
郑秉文：
重在改变政策负激励，鼓励多劳多得
《21世纪》：每次延迟退休消息出来，更多是反对的声音，你怎么看？
郑秉文：反对是正常的。但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延迟退休，也是正常的。
目前的退休制度有负激励。人们自然更愿意早点退休，因为获得的收益高，早退早拿钱，早退甚至比晚退拿得多。
举个例子，比如，有个邻居11年前退休，退休时1年拿两万块退休金；11年下来，一年涨10%，两万块钱涨到现在多少钱呢，显然愿意退休；他身边的同事看着这个现象，肯定觉得他退休很划算，自己不退休就亏了，这11年下来，同事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都高了，能不愿意退休？在负激励面前，他们不愿意延迟退休，这不是正常的吗？就是说，工资增长与退休金的增长是有个比例关系的。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是对中下层体力劳动者不利，但对公务员群体有利，这是一个偏向既得利益者的方案？
郑秉文：这是发挥在职人员作用的时候，不是对谁好对谁不好，机关事业单位退不退休都拿那么多钱，养老金替代率是固定的，退不退休差得不是很多。
可以这样理解，屠呦呦在获得诺奖之后，这个年龄还经常去办公室上班，去一次就可以多拿一次钱吗？所以，延迟退休对有些群体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对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要改革制度，让制度激励他多劳多得，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多干一些，多得一些。
现在中国还有相当部分退休人口拿的还是全额的薪资，当然愿意早退休。统计数据显示，每年由于各种原因，“非正常退休”人数占当年退休人数的比例都不小，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每年“非正常退休”人数都占当年退休人数的10%以上，最多一年达到了22%。
延迟退休并不会直接影响就业
《21世纪》：为什么推行延迟退休，是为减少养老金收支赤字吗？
郑秉文：它是多重原因，直接原因跟制度是有关系的。老年人寿命比以前长了，那么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在老龄化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就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威胁，这就是制度的弱点。
比如，30年前如果平均寿命是65岁，现在是75岁；30年前每个家庭好几个孩子，30年后城镇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什么？就业劳动人口供养的老年人多出很多。在一切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要想维持退休金的水平不变，就只能：或提高缴费率，但我们的费率已经是世界最高的了；或大量的财政补贴，可是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贡献，这里多用了，别的地方就只能少用；或提高退休年龄，因为退休年龄比较低。
这个三个办法哪个最有可行性？显然是提高退休年龄。跟30年前相比，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年限大大提高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大大延迟了，在寿命预期延长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多滞留几年，也可以多赚几年钱，把多读书花的钱即人力资本的投入给赚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21世纪》：当下就业形势严峻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个时候一再强调延迟退休，似乎不太合时宜？
郑秉文：就业率、失业率和一个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比较每个国家就业率、失业率和退休年龄，退休年龄高的国家，失业率反倒都很低。北欧国家提高退休年龄，都是65-67岁，但失业率很低，低于南欧，低于西班牙，低于意大利、法国；美国失业率一直也就是5%左右，但美国退休是65-67岁，这些例子比比皆是，他们并没有高相关性。
从理论上解释，提高退休年龄，他们一方面是就业大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消费大军，消费也是创造就业的。
给予延迟退休政策更多选择空间
《21世纪》：是否可以自愿选择延迟退休？
郑秉文：这是可以的，尤其是现在延长退休遇到了阻力，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给愿意多闲暇少收入的群体一个选择。
比如欧洲就有这样的制度，60岁退休可以拿一定比例的养老金，65岁退休，拿全额养老金。让多闲暇少收入和少闲暇多收入群体有选择，可以顺利实现延迟退休。
《21世纪》：现在的制度可能更像是“一刀切”，是不是担心提供选择实施起来就是一小部分人，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郑秉文：那倒不一定。退休制度是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包括建立一个科学的退休金调节机制，如果没有这个，在经济下行通道上与10年前一样，每年上调10%成为一个刚性的制度，我想，大家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大家会蜂拥而至，都选择退休。
另一个就是选择，提高退休年龄后拿的是全额，退休年龄低，拿全额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国外也是这么做的。
唐钧：
财政补贴养老金是不可推脱的责任
《21世纪》：你一直反对延迟退休，为什么？
唐钧：不是简单的反对延迟退休，现在讲延迟退休最主要的问题是“一刀切”，不管你是哪个社会阶层，哪个消费群体。有些人愿意延迟，有些人因就业延迟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说，是“一刀切”的延迟退休后果堪忧。
《21世纪》：从现在的信号看，有因人而异的延迟退休政策取向吗？
唐钧：还是“一刀切”，当然对女职工、女干部和男性劳动者是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仍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
困难最大的女工人，50岁退休的人，她可能很久前就处于就业困难的状态，而蓝领工人一般在40岁以上就会遭遇就业困难的状况。
准确的说法应是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如果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的状况，非要延迟退休问题很大。
《21世纪》：现在可能是渐进式，小步慢走，一年推迟几个月，还会有这么大问题吗？
唐钧：每年推迟几个月，政策设计者希望这样能够减轻被延退者的负面感受，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以每三年延迟一年的设想为例，譬如2018年延迟到61岁，2021年延迟到62岁，设计者主观认为2021年被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会以61岁为标准，认为自己仅仅被延迟一年；但实际上被延退者更有可能仍以60岁为参照标准，认为自己实际上就是被延迟了两年。
至少在5年到10年之内，大家的参照系是改革前的人。
中下层收入人群受影响最大
《21世纪》；谁是最不愿意延迟退休的人？
唐钧：大致的判断是，白领阶层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而蓝领工人则不愿意延迟退休。对于他们来讲，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找工作就很困难，退休反而有固定工资；其次，10年前下岗失业的人，很多人靠低保过日子，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就等着可以拿养老金，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延迟退休对这部分人打击很大，他们大部分是中下收入阶层，但中国60%-70%的人都属于这部分。
《21世纪》：2014年比2013年退休的人数增加了近600万，一刀切推行延迟退休有什么后果？
唐钧：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社会问题仍将是就业问题，采取延退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年轻人就业。这几年每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700万之多，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岗位却只有1000多万个，其中还有300万属于自然更替，一般理解就是退休腾出来的岗位。显然从宏观上看，供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21世纪》：这会造成想退休的退不了，想工作的人却没工作岗位？
唐钧：如果老人不退的话，肯定是妨碍年轻人就业的。在国外，会留住老年人，而且老人工资高，相对缴费也高。
但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蓝领工人年龄与工资增长不匹配，工资低，缴费也低；而相对来说，年轻人缴费更高。
国家财政要兜底
《21世纪》：我国的老龄化在加剧，2014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期养老金收支赤字，似乎延长退休也是合理的。
唐钧：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缺乏，影响经济发展，而不是老年人太多，负担太重。
虽然缴费人数在增加，但这几年退休人数增多，缴费的人相对是下降的。
《21世纪》：我们应该对养老 保险 有怎样的基本认识？
唐钧：社会保险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将来决定中国物质财富的生产，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人，而是劳动生产率怎么样。
物质财富足够丰富，还可以靠国家财政。国外基本是靠国家财政补贴，国外基本养老金有差不多一半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个人和单位缴费只占一半。
中国现在财政补贴占整个养老金支出，不到20%，但是想一想，中国有一大批人没有交过养老金，这些补贴是在为他们支付，这是必须的。
所以，财政补贴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