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谈天津爆炸舆论引导：官员姿态应更低些
“张局座”虽然退役了，但没有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近日，微信公共号长江新闻(cjrnews)就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以及爱国主义教育问题采访了这位退役的海军少将——张召忠。他回顾自己二十多年与媒体打交道的经历，表示最难的就是如何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民众听得懂、看得明的形式。他还拿最近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舆论引导为例，称“很不得力”，并建议政府官员的姿态还应该放低一些，语言运用还应该更朴素一些。
以下为文章原文：
海军少将张召忠退休了。
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特约评论员，评论领域涉及包括军事在内的多个领域。张召忠敢于发声，热衷于评论军事热点，并进行预测。他在网络上的言论有不少支持，也引起众多争议。
长江新闻记者注意到，张召忠并不忌讳他引起的争议，曾自嘲说，“我做了二十多年节目，挨了二十多年骂，现在还在做，心态要平和。”
他善于活学活用辩证法，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变不利为有利，发现“正能量”。他曾说，雾霾是对付激光武器的最好防御，也认为海带能阻止核潜艇。
长江新闻：你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
张召忠：邻居是不能选择的，是好是坏它就在你身边，没有办法。唐朝时期，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与日本展开了白江口海战，日本战败，之后老实了1000年。明朝万历年间两次抗倭战争，最后一次连续打了7年，日本战败，老实了300年。直到明治维新后，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一直侵略、殖民和奴役朝鲜和中国，犯下滔天罪行。
197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主动免除日本赔款，表达对日本的和好态度，在钓鱼岛争端问题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没有想到日本阳奉阴违，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安倍政权正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右翼军国主义复活，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
张召忠(资料图)
长江新闻：中国此次开展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规模纪念活动，最大意义是什么?
张召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表达对依然健在和已经去世的抗战英雄和抗战老兵的敬意，通过纪念活动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国防观念，教育年轻人传承伟大历史，发扬更大光荣。纪念活动也是展示中国建国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机会，这些成就的展示对图谋不轨者也是一种震慑，也是向世界宣示中国拥有抵御外来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能力。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亲美亲欧，不搞任何纪念活动，把苏联时期的纪念碑、国旗、国歌、二战胜利纪念物也都销毁。结果，举国失去信仰，没有凝聚力，人心涣散，国力衰退。普京担任总统后挽救了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光辉历史的，历史需要传承，所以制定国家爱国主义教育五年纲领和年度计划，建立国家军事博物馆和军事主题公园，开播军事科普节目，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大学都要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教育取得重大成果，去年以来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许多大企业家把存在海外银行的资金全部转入国内，虽然个人损失惨重，但支持了国家金融稳定。俄罗斯面临国际制裁物资匮乏，但从未出现抢购潮，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总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的艰苦日子相对比。现在已经度过难关，经济正在恢复之中。美国颜色革命的尝试虽然在苏联、格鲁吉亚、乌克兰获得成功，但在俄罗斯却遭到惨败，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长江新闻：你是一个军人，同时又是一名电视评论员。这两种身份在你内心有冲突吗?
张召忠：军队干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军官，一种是文职干部，我属于军官。根据《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分为军事、政治、后勤和专业技术四个类别，我属于军事指挥类军官。按照军衔级别，我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退休后仍保留海军少将军衔，但应标明“退役海军少将”，以示区别。
在行政职务方面，我曾担任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副军职岗位。由于这个岗位属于教学科研性质，所以被评为教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退休后，一切职务都已免除，只有“教授”称呼勉强可以保留。45年的军旅生涯，一辈子涉足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国防教育、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军事战略、国际法规、联合作战等众多学术领域，因而产生了大量教学和科研成果。作为军人，这应该是我的全部。
1992年开始，我根据上级指示涉足电视领域，利用电视媒体进行军事评论，这种工作一直持续了23年。作为现役军人在媒体上进行评论，当然可以有个人的学术观点和各种看法，但讲政治、守纪律、保守秘密是第一位的。很多观众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做节目，节目中看到的就是我的实际研究水平。
实际上，由于保密原因绝大部分内容无法在公开媒体上披露，大量专业性很强、学术味道很浓的内容又不适合于在媒体上讲，所以真正在媒体上讲述的大约占我学术研究成果的5%左右，很少很少。
长江新闻：你的一些言论也曾引来网民的质疑。
张召忠：是的。譬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我每天若干小时直播，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每天面对摄像机镜头，主持人问什么就要说什么，说的话都被直播出去，没有稿子，不能查资料，想想看难度有多大。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给观众一滴水，我得有一桶水。
伊拉克战争直播，那边在打仗，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我就这样评点战况且连续直播了一个多月，我哪里有那么多桶水?天气预报都难以准确预测，何况你死我活的战争?要知道，战争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能够准确预测战争，就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未来也不会再有任何战争。
长江新闻：你有23年电视评论员的经验，在这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张召忠：囫囵吞枣最简单，没有消化吸收过程，进出一个样。鹦鹉学舌也很简单，不必有任何创新。照猫画虎也不难，邯郸学步知道模仿就可以了。唯有创新最艰难，如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生涩问题故事化，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浅显的语言讲述那些深奥的大道理难度极大。
电视是大众媒体，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不都是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不都是博士生、大学生，很多人都是文盲，还有老人和小孩，如何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内容故事化，用通俗易懂的幽默语言讲述给大家听，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虽然拥有45年的持续不间断学术研究的基础，且著有二三十本书、4000多万字，但是做这种普及型电视节目仍感到难度很大，只有具备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才能深入浅出，才能把学术变为故事，把专业术语变成家常话。
专业术语与媒体语言之间有一条鸿沟，跨越这条鸿沟不仅仅是个技术活儿，还有个态度问题，因为有名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大都不愿意放低身段，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深奥的问题，因为那样会被认为降低自己的身份，有些掉价儿。
我为什么锲而不舍，趋之若鹜，因为我的目标是让那些普通人、文盲、老人和小孩都能听懂，只有这样，才配叫做全民国防教育。才能打赢信息时代的舆论战。
长江新闻：怎么理解舆论战?
张召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需要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需要这两杆子。我们这代军人很幸运，没有赶上战争。我们的前辈就不这么幸运，几乎没有哪一代军人逃离过战争。
和平时期的军人，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警惕地开启着思维的雷达，不断发现可疑目标和危险迹象，始终不厌其烦地提醒着决策者和普通大众，难道这不是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重要方式吗?
信息时代舆论战也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个战场打不赢，战争就会到来，战争不一定是流血，兵不血刃的战争更加危险。
1991年12月25日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解体，红旗落地的关键时刻几百万军队没有发出一声枪响，尼克松总统之前写了一本叫做《不战而胜》，苏联解体的事实对此进行了验证。
真实的战场依靠高技术武器装备，舆论战场依靠知识，知识就是战斗力，而知识是需要媒体进行传播的，没有传播力就没有杀伤力，所以，要打赢信息时代的舆论战，必须要有艰深的理论基础、广博的政治、科技、军事和文化素质，还要有适合媒体传播的魅力。
譬如这次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在发生之后，当地政府采取了大量应急措施，召开了多次新闻发布会，但舆论引导仍很不得力。
长江新闻：你觉得812天津港爆炸事故要怎么进行正确地舆论引导?
张召忠：我感觉政府官员的姿态还应该放低一些，语言运用还应该更朴素一些，涉及到危险爆炸品和化学制品等专业术语和科学原理的讲述还应该更通俗一些，如何学会用媒体语言通过全媒体来回应群众关切，正确引导舆论，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你讲了那么多大道理，但都是照本宣科;你讲的科技知识很正确，但都很深奥，老百姓听不懂有什么用?要体谅民情，掌握民意，了解他们最需要什么，最关心什么，然后用他们都能听懂的语言去告诉他们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千万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颐指气使。
长江新闻：信息时代资讯的发达对年轻人认知观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召忠：2000年底我出了一本书叫《网络战争》，图书展销会当天就卖出3万册。第二年的4月1日，中美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那年是第一个五一长假，七天长假中我国网友同仇敌忾黑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把五星红旗贴了上去。于是群情激奋，媒体都把这宣扬为爱国主义行动。
我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看看我的《网络战争》就知道，这种行为属于网络犯法，他们今天可以黑美国网站，明天就可以黑中国网站，想想看有多么可怕?此风绝不能涨，一定要严格立法，坚决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黑客行为。
2014年我出版了《史说岛争》专著，在送审过程中北京出版社就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这本书在2012年前出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上街游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书中详细讲述了钓鱼岛的来龙去脉，而年轻人不知道历史，每天看新闻后就火气冲天，跑到大街上游行砸车，寻衅闹事。
时间刚刚过去了两年，当时高喊爱国主义口号的人们如今却出现在纽约和东京街头，看人家这也好那也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昔日反美仇日的情绪荡然无存。前后对比来看，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长江新闻：你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的爱国情绪?
张召忠：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当天我在济南讲课，《北京青年报》约我写了一篇稿子。次日我返京后发现所有道路都被封闭，街上全都是游行示威的民众，他们手中居然都高举着《北京青年报》头版，而那就是我的照片，连同文字足足占了一个整版。
很多学校单位请我去讲课，过道里窗户上都挤满了人，他们高呼口号、交给我一大摞要抵制美货的清单。
当年，我有三本书名列当年畅销书前十名，其中有一本书叫《下一个目标是谁》，我在书中有一段话，今天上街游行示威反美最起劲的这些人，再过几年他们自己都不会记得5月8日是个什么日子，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玩儿玩儿，中国人的忘性真是太大了。
长江新闻：要怎么对年轻人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呢?
张召忠：如何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增长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8月19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乘坐地铁前往央视录制《海峡两岸》的一期节目，车上有一位30多岁的观众认出我来，跟我聊了一路。他说自己是看我的节目长大的，认为现在年轻人不爱看书，都喜欢从支离破碎的新闻片段、微博微信朋友圈或者新闻评论中获取知识，因而很容易偏激走极端。
他说他周围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看我的节目，认为我不是说大话空话套话，我说的东西他们能够听懂，他希望我退休后多讲讲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引导年轻人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大家学会深沉，增长定力，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这个陌生观众的一席话让我很受启发，我突然发现，时代在发展，代沟在加深，如今的年轻人不再读书，不再看电视，更不愿意听别人说教，他们喜欢自主式学习，交互式讨论，碎片式阅读，玩儿手机、上网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我今年63岁了，虽然距离新媒体和年轻人已经很遥远，但我愿意学习新知识，尽量把心理年龄调整到与年轻人同步，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能够接受的语言，在手机、网络等新媒体上跟他们进行互动交流，系统完整地讲述一些军事常识和国防知识，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一些正能量的东西，逐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