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群星和他们的成名作(图)
稿源
丛书初创时，稿源主要来自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后来渐渐拓展到国内各主要高校和主要研究机构。近十年身在海外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见，真正做到了创始时的宗旨，海内外中文学界出书，丛书并没有落后于时代。选题也从20年前逐步填补空白，到现在不少专著已站在国际前沿发出声音。
199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这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第一本。和当时主流（甚至绵延至今）的学术著作出版方式不同，石昌渝事先完全无法确定，自己的书到底是否能被丛书的学术委员会接受，因为这是中国学术界以匿名评审制度介入学术出版的最初尝试，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与学术水准上进行对接的最初尝试。石昌渝至今仍然记得“将《中国小说源流论》交给三联书店评审时的心跳以及审评通过时的激动”而从他的这本书开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用20年的时间，出版了96本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当年规划中“每年八种”的数量，但这套书，仍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成果，更成为学术界介入公共生活的纽带之一—一位青年学者，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一部学术处女作，意味着他就此在公共空间有了发言权。
对接世界 20分钟影响了20年
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合作，每年资助八本学术书的出版，每本书资助4000美元。作为资助方，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的条件，是“按照国际制度，严格评审，培养规范，提携新进”。
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元老们想做的事情，彼时的学术出版，匿名评审制度尚未建立，青年学人的出头尤为艰难，而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不同的规范与背景之下，中国学人难与世界学术界进行对话。“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在一开始，就体现了要与世界对接的雄心。后来担任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季羡林就曾表示，中国学术不仅要拿进来，更应该就此走出去。应该说，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哈佛背景，也让这种和世界的对接有了一个基础。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汉学家裴宜理的回忆或许能说明这一点，“我知道并注意这套丛书，还是在2008年担任社长之后。但在这之前，我已经阅读了丛书中的《论可能生活》和《天朝的崩溃》，但是并没有注意两本书都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尤其从《天朝的崩溃》中获益很多，后来，我与茅海建教授建立了联系，并且就一些近代史的问题向他请教。”
创办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主要依靠美国企业家霍尔的资金运作。学社一直非常重视学术出版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在燕京大学出版《燕京学报》，在哈佛大学出哈佛东亚研究丛书。1952年，因为燕京大学被撤销，学社与中国一度中断了合作关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回忆，大约在1992或1993年，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汉学家韩南告诉朱虹，学社可以资助中文学术出版，需要寻找一家中国的出版社。朱虹推荐了三联书店，“但韩南希望是一家一望即知的学术出版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过，当他从北京回来，他提及那两家出版机构对上述计划反应冷淡。此事暂且告一段落。大概是1992年吧，哈佛大学举办‘性别化与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研讨会，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女士也参加此会。在上午会议的茶歇时间，董女士拜访了韩南，他们谈到了这项出版计划。董女士提议建立一个学术委员会，根据来稿独立地做出评审意见，并按照出书的品种固定给予专项资助。他们还商定了丛书的名称：‘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当时看了一下表，这次会面总共才进行了20分钟。”
20分钟，影响了此后的20年。20年来，三联书店换了几任总编，“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也换了三任编辑。当年担任编辑的许医农先生，如今已经85岁了。“我2001年做完第7辑以后告退。”随后，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孙晓林接力，一直做到2009年第十辑。现任编辑曾诚2006年介入这套丛书的出版，2009年后负责至今，已出版到第15辑。
曾诚说，从1992年起，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的协议是三年一签，“以前每次签约，每本书的资助是4000美元，最近一次签约是每本书5000美元。因为有编辑、出版和发行成本，总的来说，这套书是微利运营。”裴宜理则表示，“相对于经济上的支持，哈佛燕京学社对这套书在学术上的认可更为重要。”
提携青年 匿名评审二十年
1992年4月25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编委会筹组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人包括厉以宁、刘世德、叶秀山、董秀玉、赵一凡。他们商定成立编委会，并确定了丛书的宗旨和编选原则，包括：以发展学术、帮助中青年学者出版优秀专著为目标，应当强调学术性与可读性。即首先要求较高的学术质量、学风正派、有创新意义；著作者年龄基本限定在50岁以下；选择书稿的范围初步以博士生（含海外留学生）毕业论文为主等。
三联书店建立了一个9人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季羡林，成员包括李慎之、厉以宁、刘世德、王蒙、李学勤、苏国勋、陈来和赵一凡。丛书从设项、遴选、签约到编校、出版和发行，基本按照国际学术惯例进行运作。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匿名评审制度。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前的匿名评审制度是三联书店最早在中国大陆实行的。不告诉作者谁评他的书稿，只把评审意见告诉他。如果评审结果是不同意列入出版计划，则由丛书编辑告知作者，不让审稿人承担确定选题的责任，只需要他们对书稿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
哲学家赵汀阳记得，《论可能生活》书稿送到三联书店之后，拖了一段时间才出版，“出版之后，我才知道审稿人是谁。”人大副教授周濂也回忆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是自己的博士论文，三联书店曾让自己修改，书出版后才知道谁是审稿人。
匿名评审制度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延长了出版时间。曾诚说：“有些书稿因为出版周期太长，而作者赶着评职称，拿到别的地方出版了。”即便如此，迄今为止丛书出版的95部专著，都经过了这样严格的评审和遴选。
今年4月27日，哈佛燕京学社前任社长韩南在美国去世。现任社长裴宜理在座谈会上谈到，“我问过韩南老师，你做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时候，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马上回答，是帮助建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
公共影响 专深不乏知音赏
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生前多次主持丛书的评审会议，对确定丛书宗旨和发展方向，做了最重要的奠基工作。他在1997年时，曾提出，丛书从构成上说，“选题宽而无形中又有重心。综观已推出的三十种，包罗古今中外，表面上似紊乱无序，实则我们是有序的。我们既回顾，又前瞻。回顾是为了鉴古知今，前瞻是为了看清学术发展的前途和道路。我们既有中，又有西。有中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有西是为了鉴外以知中，求得他山之石。我们对国际上一些新兴学科，特别予以关注，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学术同我们接轨。”
在具体工作中，丛书编辑孙晓林说，目前丛书的人文色彩比较重，哲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偏多，编辑们有意想拓展社科门类，经济、法律、社会学、政治学，但受到三联编辑部整体方向的局限，人文以外的多学科发展得比较慢。另外，也有学科内部的原因，“比如文学方面的书近年明显较少，我们也分析了当前的文学研究，发现不少优秀的文学领域作品在往思想史方面走，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了。像社科院外文所的钱满素，写的是《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盛宁写的是《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从书中颇有一些“另类”著作。比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2006年6月出版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她自称，“我自己从属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我本人学术出身是半文半理，今天做的工作仍然是半文半理性质的研究。”而本书审稿人—大名鼎鼎的侯仁之先生，以及著名学者周振鹤都对本书给予了相当的好评。
董秀玉记得，“《因明正理门论》当时很担心没人买，开印3000本，因为当时学术委员会说这个书难懂，研究的人少，读的人少，正是因为这样很可贵。特别是作者巫寿康去世的时候四十几岁，一生研究的就是因明正理学，有一点缺陷，但成果很重要，这本书上市一个月不到马上就有书店要添货，还要重印。我们后来也印到7000多本。所以真正的研究价值是存在的。”
丛书中的很多著作的学术生命非常长久，曾诚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自出版以来每年加印一次，已经印刷了16次，总印数约9万册。另外，像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等二三十部作品，不断增订、修订，再出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