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光怕声又怕风:江青折腾人的“女皇”生活

19.08.2015  18:19

  战斗英雄郅顺义的座右铭是:“荣誉多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能丢;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变;职位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不能忘;年纪大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不能减。”江青的所做所为,和郅顺义同志说的恰恰相反:地位高了,更加狂了;生活好了,更加奢侈了;年纪大了,灵魂更加丑恶了。

   江青饮食起居的许多特异要求

  江青有奇特的生活习惯,她晚上不睡觉,熬夜、熬人、玩乐,打发时光。她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起床(这叫早晨起床)。起床前,先打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到江青的床边,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以后,脱去睡袍,穿上衣服,到办公室看文件。办公时,还吃一次水果。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然后,打铃通知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车、骑马也算。散完步,到17号楼,不是打扑克,就是看电影,有时还打打乒乓球。在17号楼一至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折腾得累了,就给她吃上一次镇静药。

  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饭后再吃一次镇静药,上床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去参加会;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又到户外散步或者骑马,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约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通常是约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17号楼看外国电影。有时还约上影视界的导演、摄影师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外国的摄影、灯光和表演艺术。看外国的原声影片时,就请来外文翻译,边看边给她翻译。偌大的礼堂,往往只有四五个人看电影,有时只有江青一个人看。有时看一部片子,有时看两部片子,有时抽出几部片子中的几本看。

  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时间多么晚,也要到17号楼看上一两部电影再回住楼睡觉。不想睡的话,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扑克。

  回住楼之前,吃上第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解大小便,然后吃上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吃上第三次安眠药,护士再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大约凌晨4时左右入睡。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她请安。她起床时不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前后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

  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于是就破口大骂,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也破口大骂,说是用软刀子杀人。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办法,是让护士拿着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撒。要求水温不凉不热,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说刺得皮肤疼,水速慢了说是故意使她着急出汗,快慢她都骂人。

  她吃饭非常挑剔,饭菜要清淡,又要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也不准放味精,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说味精是化学制品,含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又要求菜、汤必须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美味道。鸡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有胆固醇。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要切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丝,豌豆要剥老皮,绿豆牙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点心要法国式、德国式和俄国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凉一点,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水温稍微高一点,就对护士破口大骂,说故意烫她,把水喷了护士一脸,还用力把水杯摔了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苹果和梨,要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到一定温度她再吃,温度稍不适口就骂个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应俱全,并经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还分便装和军装。她的内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渍就要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十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给她换内衣也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劲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条,都要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得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她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三种发型的假发和头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宽敞,要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必须有暖气,夏天必须有空调,要求保持恒温。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要求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要求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有脚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层的,窗帘要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等的颜色,都要求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进之前,要求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用以折腾人的“四怕

   一是怕风。

  “”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也太难解决了。

  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太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显然是把她感到有风还是没有风的问题,提到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上来了。因此,她经常在风的问题上,对我们进行刁难、辱骂和迫害。

  事实上,江青居住的房子,有风能钻进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钓鱼台国宾馆的房子坚固、严密、窗子是双层玻璃,但江青的住楼,按照她的特殊要求,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冒的烟往哪个方向飘动,然后确定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她还感觉有风,就会说我们没有本事,连风源都找不到,或者说“这里有鬼了”,大动肝火。

  有一次,她叫护士晓舟查风源。晓舟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就对她说:“你教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江青听了大怒,大骂了晓舟之后,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用力狠狠地朝晓舟扔过去。幸亏晓舟躲闪得快,才没有被剪刀戳伤。

  她说怕风的时候,如果想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暑盛夏,身上都要穿得严严的,头上戴上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背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跟在其后,她一说有风,汽车就得赶快开过去,让她坐进去。

  要说江青怕风,真是怕得够水平,怕得使我们够受的。可有时候她又不怕风,站在风头上都不怕。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三亚休养。有一天,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一个小岛去玩。快艇从某军港到某小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边的浪花,竟站到了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已达40多海里,她还嫌跑得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刮得都站不稳,受不了啦,可是她却一点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没有感冒。

  我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她不是真的怕风,是神经病,故意折腾人。

   二是怕声。

  江青居住在幽静的钓鱼台,她住的10号和11号楼,座落在偌大宾馆的中心区。东边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但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把人民公园变成了禁区。南边既没有居民区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楼内很少发出声响。这样安静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可是,难伺候的江青,在声音问题上,还是把工作人员折腾苦了。

  前面已经提到,江青住的房子门窗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但她还经常喊叫楼房外边有声音,楼房里面有声音。我们不晓得她的耳朵是怎么长的,对于声音是如此的灵敏: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蝉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她就捂着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踏在地毯上的细小声,衣服的磨擦声,她都说声音太大,受不了,说脑仁疼。于是,就命令我们走路不准穿鞋子,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磨擦声。我们在她旁边站着、蹲着、跪着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拿放东西时都要轻而又轻。

  特别是跟她说话时声音大小、速度快慢,就更难掌握了。声音稍微大一点,她说震得她脑仁疼;小了,她说听不清,使她着急出汗。说话速度稍微快一点,她说对她不尊重;稍微慢一点,她说故意使她烦躁,使她着急出汗。我们怎么说话都要受到她的训斥,真让人左右为难。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会见“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她不但不怕从高音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还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到外地游山玩水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的轰鸣声她都不在乎,还在飞机上打扑克、睡大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那年她去海南岛休息时,到某高射炮阵地去玩,她为了摄影,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破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不但不说害怕,还哈哈大笑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是很难掌握的。冬天要求控制在21.5度,夏天要求控制在26度,上下都不能超过0.5度。工作人员掌握温度准确性的难度之大且不说,更难的是如她所说:“我要求你们掌握温度的标准应以我的感觉为准。”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掌握的温度和她要求的分毫不差,而她却大发脾气,毫无道理地说:“我告诉你们,温度表的度数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她的感觉来自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谁知道什么时候她有什么心情,掌握温度怎么能跟着她的感觉走呢?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经常在温度问题上故意找茬,借此整人。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有时就大喊大叫一阵,有时还亲自去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的呢?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感觉冷时,就踮起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江青为了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为了找借口整人,真是挖空心思。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大声喊叫:“这表是假的,去你的!”拿起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这样的结果还算好的,无非是换一只温度表罢了。更多的时候她就大骂:“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你们利用温度残害我,折磨我!”有时还有所指地说:“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使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江青真的怕冷吗?不是的。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白天到门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岛,有一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呆就是四个多小时,解小便也不肯上岸。“怕冷”的江青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既不说冷,也不感冒,岂不怪哉!

  江青真的怕热吗?也不是。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秃头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也不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打扑克打疯了,在室内打的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命令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一个七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又潮湿又闷热,但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就是七八个小时,游兰圃、逛粤秀、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奇怪的是江青并不喊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也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还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还要盖一块黑布。她的床头柜—上的台灯灯泡度数很小,灯罩上不是盖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的“行宫”,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行宫”,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是她觉得很舒服。

  江青真的怕光吗?也不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给她拍电影、电视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四怕”和“四不怕”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势,故意刁难人、整人。

  (原载于《百年潮》1998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