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医闹” 公正的第三方请跟上
（CFP供图）
上周，东莞出台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禁止患者及其近亲属等闹事、围堵医院。对于此举，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医闹”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也是对其他病人正当就医权利的侵害，已成为医患关系间的一颗“毒瘤”。因此，带有明确指向的官方办法的出台，对于维护医疗场所正常秩序、打击不法分子有很好的导向作用，意义重大。
“医闹”，不许再闹了！这样一个带有行政干预且导向正确的决定，让那些在医疗纠纷中试图不通过协商、诉讼而走极端路线的病患一方，或者说是被“职业医闹”忽悠而走上“医闹”之路并且一路走到黑的病人家属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静下心来思考，冷静应对纠纷，寻求地方机构的调解，以此来解决医患纠纷和矛盾。
由于诉讼时间漫长，多数人在发生医患纠纷时不会第一时间走上司法途径。如此一来，第三方社会调解组织如东莞医调委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公信力，其公平、客观、中立的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东莞医调委的功能，和法院审理前的调解功能十分近似。从调解过程来看，应当是这样的，当患者对医疗事故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时，会先与医院方面交涉，这时便有了医患矛盾以及医患双方的博弈。如果交涉无果，双方才会到医调委进行调解。但在制度设计和功能上，“医调委”不具备裁决职能，担当的是主持谈判和说服双方接受某一解决方案的责任。一旦该环节的调处不被双方认可，双方面临的或者唯一的选择还是司法诉讼。
在这一环节中，需要双方都能认同调解方案，医调委才能调解成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因此，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上述的论题，公平和正义的提供既是医调委最高职能的体现，也是最低保障的需要。因为一旦公平正义无法保证，一切将化为泡影。
医调委作为一个调解机构，除了自身的公平和正义，其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取舍。如果医患双方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均出具了医疗鉴定结论，而双方的结论又是针锋相对的，那么采纳哪一方的结论就成了事情的关键。于是乎，保障医疗事故鉴定的公平公正又成了上述公平公正的基础。
如何保障各个环节的公平，这似乎是个无法面面俱到的难题。西方式的抗辩式鉴定机制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西方，因为医患双方存在优劣势的差别，为了弥补劣势，病患一方可以聘请代言本方利益的专家，形成以专家对抗专家的平衡格局。这种以专业能力探讨事故真相的过程，因为透明，反倒可以平息医患纠纷。
此外，病患在聘请专家的过程中必须先咨询专家，而专家若可根据所述情况和相关资料初步判断不是医疗事故，就会先告知病患一方，进而给出理性建议甚至劝导，有时还能使病患一方终止诉讼。
任何公平正义的实现都离不开平衡博弈。打击和约束“医闹”固然重要，但是形成公平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保障调解机构的公信力，则显得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