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款成唐僧肉？甘肃2万检察官蹲基层核对拨款
未来五年内全国涉农扶贫款项将继续增加，最终是让中国尚有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然而，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却显示，涉农扶贫款正在成为“唐僧肉”。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 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五年6000个亿，通过政府创新融资机制，在涉农投入里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有的资金被贪污浪费”。
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中，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的贪污受贿人数达6623人，居各领域贪腐人数之首。
为防止涉农扶贫款的跑冒滴漏，甘肃的做法引起关注。从2014年开始，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2万余名检察联络员“驻守”基层，盯住项目资金从涉农部门“流出”后的每一步动向。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扶贫办在甘肃召开会议，决定启动为期5年的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
甘肃定西市的一位检察官表示：“要防止扶贫中的贪腐，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
而甘肃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将成为今后扶贫领域惩治预防犯罪的参考样本。
【案情】
涉农职务犯罪曾一度高发
记者获悉，从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来看，与扶贫开发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等问题。
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两委”人员利用 财经 制度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到位、扶贫信息不对称等漏洞，通过截留克扣、虚报冒领等方式逃避监管。
在甘肃，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投入在惠农扶贫领域的资金每年平均400亿左右。与此同时，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8年到2012年，甘肃共查处涉农职务犯罪1772人，占全省立案总人数的37.9%，尤其是2013年，被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4.6%。在某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
2014年，甘肃省检察院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之所以被贪污挪用，与缺乏第三方监督密不可分。
【监督】
检察官每月下村核对拨款
魏星月是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两年前开始，她每月至少要去康家庄村走一趟。这个村子，她“承包”了。
进村后，她先去看看近期要发给困难群众的补贴有没有到位，然后带着镇上的明细表，跟村里的表核对一番，比对两张表里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一致。按规定，每笔扶贫款发给了谁、哪家多少都要公示，因此魏星月还会到个别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发放情况是否满意。
自2014年起，除办案之外，甘肃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在统计清楚全省各类涉农扶贫政策和款项后，按省检察院规定，直接向县直涉农资金管理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级组织派出检察机构，同时各确定1名检察警官专门联系协调工作。
这些检察干警负责监督县区各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入驻乡镇的检察官们监督乡镇政府向各村分配的情况；最后再由“承包”村的检察官核对到村款项是否减少，监督这些信息向农户公开。
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
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
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
【公开】
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
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
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
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
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
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
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
“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
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
【不足】
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
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
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
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
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
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
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
“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