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被告否认故意杀人 称曾稀释剧毒物

图说：图为庭审现场。（法院供图，来自新民网）

　　庭审中，林森浩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恶作剧、是愚人节玩笑。（法院供图，来自新民网）

　　12月8日，备受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上午10时，庭审正式开始。原审被告人林森浩身穿黑色马甲出庭，这应该是林父此前委托律师带给儿子的衣服。在庭审现场，被告林森浩在陈述上诉理由时，坚持“愚人节开玩笑”的下毒理由，辩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和杀人故意，自己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

　　 林森浩：稀释了饮水机中有毒液体

　　法庭首先宣读一审判决书。随后林森浩口述了上诉理由。他表示，首先，他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其次，他要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做一些澄清。

　　林森浩表示，自己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在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的动机，是3月30日晚上，听说黄洋在聊天中想到了一个整人的方法——等人睡着的时候，把脚泡在热水里，会尿裤子。听到这个后，因平时和黄洋时常也会开玩笑，会走到对方身后“吓唬”对方，所以有了整人的念头，但只是“一闪而过”。

　　澄清的事实包括：他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做完这个事以后，我把饮水机的凹槽揭开，看到里面的水比较黄，就用自己的刷牙杯先后舀出两到三次……每次舀出后，我从四楼盥洗室接水倒入饮水机，大概两次。”

　　林森浩在上诉状中也表示，判决书上认定“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对黄怀恨在心，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加害黄洋”的事实错误。实质上上诉人只是出于“愚人节”捉弄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没有杀害黄洋的故意。

　　其次，被害人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多少、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因此，上诉人没有杀害被害人黄洋的故意，被害人黄洋所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事实认定错误。

　　 林森浩：没敢坦白和勇气有关

　　庭审现场，林森浩一度情绪失控，低头痛哭。“我是一个很‘空’的人，我没什么价值观。”林森浩说。

　　他回忆，3月31日晚，黄洋回来得比平时晚。4月1日早，林森浩听见，黄洋喝了口水，然后很快吐了出来，说“像鱼骨头卡住的感觉”。随后，黄洋将饮水机和水桶拿去盥洗室清洗，之后将水桶倒扣在地上。因为害怕黄洋问自己，林森浩一直在装睡。等黄洋走后，林森浩刷牙后就离开寝室。

　　2日中午，林森浩回寝室想“看看黄洋的态度”，感觉他不大舒服，说肚子疼，但精神状态还不错。当天晚上得知黄洋住院后，自己慌了。

　　3日，慌乱的林森浩在寝室等同学来谴责自己，但却始终没有坦白，林森浩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

　　林森浩称，在黄洋毒发后，自己第一次见到黄洋父亲时，“看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很愧疚”，但仍没有说出投毒行为，“我觉得和勇气有关。”而在黄洋毒发后，他曾和同学一起去看过他，“透过玻璃窗，他好像脸带微笑的样子，像平常一样。我当时没敢跟他说话”，“我心虚，没敢逗留多久”，但他却告诉同学，“他(黄洋)大概两个星期后就能出来”。

　　刚被警方带走时，林森浩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调解”出去，以为双方父母聊一下就可以了。

　　林森浩在讲到对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的了解时表示，两年前做大鼠实验时，并不知道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也没有刻意去查过，当时注射的剂量自己也并不清楚。

　　去年3月底，有同学约自己去当血液测评志愿者，自己是被检查的对象。如果不当志愿者，自己是进不了实验室的，也拿不到二甲基亚硝胺。

　　林说，他回到寝室后，将部分原液倒入饮水机，注射器内的没倒。之后看到饮水机呈油黄状，特别明显，所以用刷牙杯将水舀起，倒到盥洗室，这样弄了两三次，才将饮水机放回原位。

　　此后，林有些后怕，才开始上网查二甲基亚硝胺的情况：“想看看这种药有没有问题，想找一个自我安慰。”

　　 曾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林：看电影和作案无联系

　　11时10分，检方开始发问。在回答黄洋发病时为什么没坦白，林森浩回答：“这个我也在问自己。”原因是，这是自己处事的一种方法，习惯逃避，不敢面对，所以没说出来。

　　庭审中，林森浩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恶作剧、是愚人节玩笑。但当检方发问“你有能力控制这个(药物)损伤的程度或者是你所说的恶作剧程度吗”。沉默两秒后，林森浩答道：“控制不了。”

　　检方指出，林森浩在投毒后，曾观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林承认，自己投毒后确实在对面宿舍里看了这部电影，“下载下来放了很长时间。一直看到了清明节期间。”但其强调，“这部电影和我作案没有任何关联。”

　　林森浩曾在微博中写下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勇敢倔强的少年，不带丁点娘炮，大赞，不然要青春来作甚！”还贴上标签“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林森浩在庭上解释：“是电影里的台词。当时很害怕，(写这个)是觉得自己要勇敢。”

　　林森浩说，侦查阶段，他曾和侦查人员说自己未将注射器内的液体注入饮水机。由于看到侦查人员在摇头，以为是“善意的提醒”，所以话说了一半就没说下去。“按照事实说话，你不一定相信。”林森浩对检方说，当时自己有30多个小时没睡觉，怎么会讲那些，现在也不清楚了。

　　“不是每个行为，都有思维的参与。”“到今天这一步，我只是想将情况讲讲清楚，你理解吗？”林森浩对检方人员说，曾和一审辩护人提及今天要澄清的部分，但由于沟通问题，一审辩护人没说。

　　林森浩说，因为平时和黄洋关系不错，经常斗来斗去，开玩笑。黄洋的死亡，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黄洋的病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想过。

　　林森浩在庭审中也表示，3月29日，他去实验室。到了实验室，因为一些微妙的记忆，想起来有一瓶“二甲”。之后他之所以反复查询这种毒物，在黄洋饮入前是“找安慰”；饮入后则是“听说他们在检测……说到底都是一种慌张。”

　　 黄洋父母：惩凶追责杀人偿命是唯一的告慰方式

　　黄洋的家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县城，客厅地面是白蓝相间的地砖，看上去有些过时却不见污渍，卧室里床铺整洁，储物间井井有条。

　　黄洋的房间现在成了父母的卧室，仍旧保留着他的书桌，桌上有几本书没来得及拆封，其中金融类书籍占据了大部分。

　　2004年，第一次高考，黄洋最心仪的是北大经济系，但未达到分数线，黄洋不甘心，选择复读，第二年的志愿表上选择了复旦经济系，通过专业调配进了预防医学，之后转专业到临床医学。其后，黄洋获得直研资格，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在放弃直博机会找工作未果后，他又通过考博初试。黄国强表示，黄洋读研读博是为了找一个好医院，希望他能回成都工作。

　　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从黄洋出生起，坚持每年在黄洋生日时带他去影楼拍照片，父母的心愿是为他建立“个人档案”，从学校的证书、奖状到从小学到高中缴学费的收据都收纳其中。

　　从读大学开始，黄洋读书没要家里一分钱，他申请了助学金、奖学金，读本科贷款3万元，读研究生贷款1万元。在上海读书8年，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所有的假期，黄洋都把时间花在了挣钱上。黄洋毫不掩饰对金融的热爱，他也曾尝试创业。

　　8年里，夫妻俩只有在寒假时才能见到儿子，但家里那台老式电话每周都会传来黄洋的声音，带来他的近况。在黄国强眼里，儿子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学习上，他还广交好友。出事后，众多的同学去医院探望黄洋，带着黄家人找宾馆，有同学带着黄国强去华山医院看病，还有同学从上海给黄洋外公寄去血糖仪测纸，这些黄洋生前的好友给黄国强夫妻俩许多帮助。

　　虽然再也听不到黄洋的声音，黄国强想保留黄洋的手机号码。黄洋的师兄、社团、支教的朋友们，都还会拨打这个号码。

　　现在，黄国强夫妻睡在儿子曾经住的房间，清晨睁开眼，黄洋妈妈就要拿出儿子的手机，用儿子的微博账号自动登录看新闻，这是夫妻俩和儿子相连的一种方式。夫妻俩在黄洋去世后，学会了上网和打字。

　　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洋父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回避谈起关于黄洋的一切，怕彼此太过伤心。黄洋在这个家中已经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名字。除了黄洋的生日，平日里，黄国强和妻子极其不愿意去黄洋的墓上看看，黄洋妈妈几乎每次都要哭到晕厥，黄国强说，替儿子讨回公道的目标还没完成，他都不知该和儿子说点什么。

　　今年正月初一，黄家人吃了一顿不团圆的年夜饭。黄洋姑姑的黄姿蓉备着一家人的年夜饭，她给弟妹打电话请她来吃饭，但是等到饭凉了，弟妹也没出现。

　　席间，黄洋91岁的奶奶也一直询问，为何孙子还没有回家，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已经记不得儿子是谁，但她记得孙子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家人只能骗她说黄洋去了美国。黄洋下葬的那天，老人开始拒绝进食，去世时，瘦得皮包骨头。

　　林父林尊耀的道歉，对于黄国强而言，来的太迟了。

　　一审过后，林父和林家人找到黄国强在上海住的旅馆，要给黄家赔礼道歉，黄国强回复对方，“我不能原谅林森浩，我们没有谈的必要”。林父的到来也引爆了黄国强妻子的情绪，她“反应很激烈”，林家人不愿离开，黄家人不愿相见，僵持之后，黄国强打了110。 之后，林父发送过两条道歉短信，并两次来到荣县，希望能向黄家人当面道歉赔罪以期取得黄家人的谅解，却两次吃了闭门羹。 黄国强对林尊耀突然出现在自贡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晰，“他们是带着记者来道歉”，在黄国强看来，林父的目的不是得到黄家的原谅，而是为了能让他儿子减刑。黄国强还记得，林父不承认他儿子下毒，之后，他在短信中，还是说这些都是林森浩的愚人节玩笑。这些行为在黄国强看来，并无悔意，只是为了得到黄家的宽恕进而给林森浩减刑。

　　此外，林森浩在新闻中接受采访的时的状态，给黄国强留下的印象是“淡漠”，他说从林森浩的表情和语气中看不出悔意。

　　对于林森浩，黄国强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惩凶追责，杀人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