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三百抗日英烈身份略考:含各战线及外国友人

01.09.2014  22:56

  [ 摘要 ]有赵一曼、张自忠、白求恩、“狼牙山五壮士”等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不太为大众熟知的“陌生人”。比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青、作家郁达夫、“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等。

  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编辑梳理这份按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的300人名单,发现大概可分几类:中国共产党系统(主要为八路军、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系统;东北抗联系统;社会各界人士、外国友人。

   从数量和比例分布看,该名单收录大量共产党抗日烈士的同时,亦收录有数量相当之国民革命军抗日烈士,足以凸显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同等重要性。名单同时兼顾复杂的抗联系统及社会人士,“全民抗战”之意不言而喻。国际友人层面,同时列有美、苏、日三国之援华抗日志士,亦可谓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呈现。

  其中,中共抗日烈士占比略超一半,共152人次( 八路军97人次,新四军27人次、游击队5人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1898—1941)、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青(1911—1939) 名列其中。还包括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牺牲,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马石山十勇士(1942年牺牲,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3团7连6班)、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1943年牺牲,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等群体。

  来自国民革命军系统的共94人次。除公众熟悉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1890—1940)外,还包括众多高级军官,官职师长、旅长者居多。此外,还包括谢晋元等八百壮士(1937年牺牲,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1908—1937)等3名空军英烈。

  来自东北抗日联军系统29人次,包括冷云等八名女战士(1938年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孙铭武(1889—1932,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孟杰民(1912—1933,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兼第1大队大队长,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吉鸿昌(1895—1934,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童长荣(1907—1934、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孙永勤(1893—1935、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等。

  15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英烈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为人熟知的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895—1944)、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身份列入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 ,以及音乐家任光(1900—1941)、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锐(1918—1941 女)、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邱东平(1910—1941)、《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1905—1942)、国立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姚显微(1905—1942)等。亦包括抗日儿童团团长王璞(1929—1943)、冀南银行总行行长高捷成(1909—1943)、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1910—1939,女)等大众相对陌生的名字。这一系统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村民”白文冠(1873—1941,女),是抗日回族英雄马本斋之母。

  这一批英烈名单中还包括10名外国友人:军政部航空学校美籍飞行教官罗伯特·肖特(1905—1932)、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14—1938)、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1939) 、威廉·瑞德(?—1944,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波兰记者汉斯·希伯(1897—1941) 、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1910—1942) 、宫川英男(1918—1945,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张元豹(1916—1942,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柯棣华(1910—1942,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 。(腾讯新闻综合 编辑:谌旭彬 徐留味)

   事实+

   日本八路”宫川英男

  作为日本共产党员的宫川英男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积极在侵华日军中宣传反战和平立场,成为抗日战场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宫川英男是“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的主要成员,他的任务是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瓦解日军。1945年6月9日夜晚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派重兵包围,为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尽,时年仅25岁。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同志冒雨冲破敌人封锁将其遗体抢回安葬。上世纪80年代,其灵柩被正式迁入济南市长清烈士陵园。2010年,在中国媒体以及众多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宫川英男的部分墓土被带回日本安葬,这位长眠在异国的国际战士终于回家。

  中国抗战曾得到众多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援助。中国学者近年发现,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敌后根据地,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活跃着大批反战日本人士。

  1939年1月2日,日本战俘衫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等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组织的元旦集会上,宣布自己参加中国八路军,受到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热烈欢迎,成为抗日战场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随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在中国层出不穷。同年12月,在华日本革命志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桂林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1年11月,“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被称为反战士兵的熔炉。

  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唤醒士兵觉悟;服务于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军事技术传授、卫生服务、教育等。书写日文反战标语是宣传的主要形式,中国的一些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这些标语,如“中日人民没有仇恨”“战争延长寿命缩短”等。

  有统计称,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日本八路”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在中国很多烈士陵园内,都有当年牺牲的部分日本反战人士的墓地和纪念碑。近年来,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中国愈来愈重视这段一度鲜为人知的历史,并将其视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腾讯新闻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