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逐步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要领，持续不断地激发局部性及全域性的发展潜能，经济表现显著超越全球绝大多数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持续缩小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

　　区域经济从“非均衡”转向“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是基于我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变化的实际情况，在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和战略手段。“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顺应时代大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着力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我国缺乏经验和样板；另一方面，需要集中各种稀缺要素资源快速培育少数经济增长中心，再以这些经济增长中心为依托，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扩展到沿海广大地区，并进一步辐射牵引内陆地区共同发展。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以点带面”的增长模式称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就是让少数地区先发展起来，再去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中心包括四大经济特区、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后来发展的上海浦东新区及海南岛。随着经济全面增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四大一线城市和其他许多副省级或地级城市。但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经济增长中心只能牵引附近其他城市和农村发展，对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均GDP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也持续扩大。长时间明显的年均增长速度差异，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形成了一个从东向西逐级下降的“三阶瀑布”，构成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俱乐部”，在每个俱乐部之间似乎隔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缩小全国人均产出和收入差距，迫切需要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就是对外贸易总量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不到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2006年的64%。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基础，使我国同时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和流出国之一，为构建强大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然而，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全球综合性危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发展、对内搞活面临各种新的挑战。因此，传统产业不断向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开始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韧劲，以质量替代速度，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而内陆广大地区利用广阔的土地空间和各种自然资源优势，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以崭新的姿态，迅速发起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追赶，充分展现后发优势，实现连续多年人均GDP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的新景象，有效缩小了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使全国形成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充分发挥全球人口大国和地域辽阔的规模及范围经济优势。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水运、“互联网+”等立体交通通信网络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交通通信及物流的落后局面，成为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交通通信体系。这一立体交通通信体系的高效率全域性覆盖，极大压缩了各种生产要素、信息、商品及服务的流通时空和成本，使昔日落后的内陆地区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区域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趋同发展新格局，区域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及城乡人均收入差异迅速缩小。

　　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是我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向“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也是我国经济40多年连续不间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实现路径，不仅得益于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陆城市群的发展壮大。2020年，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内陆城市已经有7个，其中重庆、成都、武汉的GDP总量分别排在全国万亿级城市中的第5、第7和第8位。按社会消费总量计算，重庆和成都分别排在第3和第5位，均超过深圳的社会消费总量。这些内陆地区超大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0年超过许多沿海城市。2001—2020年间，在全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内陆5个城市的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2.5%，比沿海四大国家中心城市的8.4%高出4.1个百分点，极大地缩小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

　 　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人口红利空间缩小，人口老龄化和自然环境治理压力不断上升，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要以“质量优先”替代“速度优先”，以“协调发展”替代“非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影响，我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的64%不断回落到31%左右。因此，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坚持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同时，依托超大国内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强大而富有韧劲的国内大循环。

　　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要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促进区域、城乡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优化城乡和区域空间布局，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及韧劲，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协调和包容性增长，不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现阶段，我国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比较大，以地级城市为单位，最富有的城市人均GDP是最落后的城市人均GDP的十倍以上。许多省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不断提高，长期以来“虹吸”多于“溢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全国范围内，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比较大，城乡社会服务，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服务质量差别明显，严重阻碍人口自由流动和低收入阶层人口向中高收入阶层畅通转移。因此，我国只有通过提高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加快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协调生产与生态关系，才能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释放长期增长潜能。

　　第二，全面贯彻“从全国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把全国分成数十个城市集群，在城市群之内以一个或多个大型城市作为经济增长中心，通过技术要素聚集，提高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打造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创新极”和经济中心。借助这些以创新为主动力的经济中心，去实现本区域内部微观均衡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四大国家级经济增长极的发展及辐射能力，提高黄河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力度。同时，把四大国家级经济增长极打造成为我国最大的创新极。通过建设全国综合立体交通通信网络，大幅度提高发达经济增长板块辐射牵引落后经济增长板块的速度和质量，实现四大经济增长极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菱形结构，构建一个宏观“马阵跨阱、板链拉动”新格局，带动全国人民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

　　第三，强化多个区域性城市集群建设，促进全域性区域协调发展。在四大经济增长极之外，我国还有20多个区域性城市集群或增长中心，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东北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都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特别是在应用技术领域，要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技术应用及推广效率，通过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努力缩小与国家级经济增长中心的发展差距，拉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乡镇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国家级经济增长极—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中小城市乡镇带”无缝衔接的立体空间结构，让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迸发出最大的发展潜能，在持续缩小区域、城乡和不同阶层人口发展及收入差别的同时，释放出强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动能。

　　第四，充分利用推广数字技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含量。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低碳技术，既是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推动力，也是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具有最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非常适合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具体国情。低碳技术和新能源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生产、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物质技术人才基础，在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最有可能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超常规追赶。做好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既可以把数字经济和低碳技术的最大发展潜能挖掘出来，也可以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牢固的空间经济地理发展基础。

　　 （作者姚树洁，系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及精准扶贫效果研究”（18ZDA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