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民办机构走前沿

　　刚刚闭幕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深圳光启集团展出的未来技术、超材料技术领域的多项创新产品及应用十分亮眼。不久前，光启自主研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旅行者”3号在新疆试飞成功，一同“畅游”临近空间的活体动物——乌龟“小云云”，也在今年高交会上首次亮相。这是全球首次浮空器成功携带活体动物进入临近空间停留，标志着我国临近空间飞行技术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下一步，光启将继续探索浮空器载人的“近太空”飞行。

　　“旅行者”3号的关键技术研发诞生于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该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是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研发机构。目前，研究院拥有1个国家级、已建和在建10个省属和市属实验室，有效带动了超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民办非企业模式，是新型研发机构种类之一

　　全球首款商业化、实用型喷气背包“光启马丁飞行包”，集通信、光学遥感、物联网监测、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于一体的空中驻留平台“云端”号，颠覆式低成本的“绿色”运输平台“太阳方舟”……这些惊艳的“黑科技”都源于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2010年7月，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光启集团总裁刘若鹏等5位毕业于杜克大学、牛津大学的海归博士自筹20万元起步资金，成立了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当初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办一个以源头科技创新、超材料原创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科研机构。”刘若鹏说。

　　成立7年，光启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各级实验室10多个，牵头起草了全球首份超材料领域的国家标准《电磁超材料术语》，打破了欧美对前沿科技的技术和标准垄断，并参与了《机载超材料天线罩通用规范》等多个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光启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4400件，授权专利超过2400件，其中，在超材料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占该领域总量的86%。

　　前段时间，863新材料技术领域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超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主题项目进行了验收。项目首席专家、光启技术总经理赵治亚表示，“此次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超材料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支撑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

　　“我们团队回国，就是要在相关前沿领域代表国家走到世界前列，并持续将这些原创的科技转化为新兴生产力，服务于国防军工和创新产业。”刘若鹏说。

　　 市场化运作，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效益

　　与传统公办科研院所相比，企业办的科研机构不纳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体系，没有固定人员经费、行政级别、主管部门，而是借助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生存方式的差别，给公办、民办科研机构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指引。

　　以高校实验室为例，根据教育部2015年印发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高校实验室原则上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不低于2000万元。“这也意味着，吃‘财政饭’的科研机构，从场所建设、运营开支到试验器材采购维护，都能获得政府支持。”光启集团电磁设计部部长商院芳表示，民办科研机构则不一样，除了课题经费，其他开支基本都要自筹，“在光启，人员经费主要靠公司提供和产业端支持。”

　　商院芳认为，市场化背景下，只有市场回报才能给民办科研机构的创新带来持续投入。研究院的研究项目主要来源于产品研发阶段的技术难题，或是可以预见的、有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研究院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方式，则完全取决于项目的转化率。“这样的研究有的放矢、接地气。源头创新跟上了，产品就有了发动机。”

　　在光启，一旦确定产品项目，研究院会快速抽调各领域的技术人员，组成攻坚团队。以“旅行者”3号为例，该项目就整合了航空航天、大数据、通信、材料等多个领域的专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做出成功的产品。”光启临近空间创新总监周飞说。

　　“传统实验室里，超材料可能只是一个实验报告或者一篇论文，而在光启，则可以变为平板天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价值。”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科学家王今金表示，民办科研机构面向市场，既尊重科研规律，也尊重市场规律，“是有效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两张皮’的方法之一。”

　　 机制灵活，让资源使用和人才引进培养更高效

　　“我的一个朋友是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想留校但没有编制，最终去了企业。”这是读博期间，商院芳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认为，尽管传统高校或科研机构是“铁饭碗”，但有限的编制和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给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在光启，员工实行全员聘用制，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使用和人才引进、培养的效率。商院芳认为，民办科研机构人才的提拔、运用，不需要受到硬性条件的牵制，“只要你能做出贡献，一定获得相应的回报。”商院芳说。

　　2014年，周飞卖掉在上海的房产、汽车，举家搬到深圳，从公办航空航天院所跳槽到光启。“传统研究所为了保障成果的可靠性，在创新方面往往乏力。而民办科研机构的组织方式更加灵活、高效，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科研人员也往往干劲十足。”他认为。

　　“项目成功转化，科研人员会获得相应的项目奖金和转化激励，这也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王今金说，大体制适合做大创新、研究国之重器，而民办科研机构更擅长微创新。公办和民办科研机构各有分工，形成多层次的创新体系，能够让科技创新更有活力，“我相信，会有更多革命性的创新从民营实验室里走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光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中90%的成员年龄都在35岁以下，1/3的研究人员具有哈佛、牛津、剑桥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或著名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年轻成员为团队带来了新的想法和活力。“我在这里尝试了过去几十年都不敢做的实验。”一位新加入光启的科学家说。

　　“新型研发机构的种类模式有多种，民办非企业模式是其中一类。”刘若鹏认为，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科技创新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党中央对创新的重视，让新型研发机构尤其是具有企业属性的创新主体，可以更好地发挥对未来的想象力、创造力与执行力。“我们更要找准前沿科技的创新方向，绝不能人云亦云、追赶概念。要找到一条从前沿创新到重大生产力变革的最短、最优路径。”刘若鹏说。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23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