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影

　　□ 杨瑞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客家山村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大抵是看电影，其喜庆气氛仅次于过年。过年主要是物质享受，看电影则在于精神享受。

　　放电影，一般在夏秋之夜。要放电影了，下午放学时分，途经放电影的村子，只见村里最大的禾坪已扯起白色的银幕，树梢上的高音喇叭唱着嘹亮的《牡丹之歌》，或者《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四五公里外都能听见。只要听到歌声，人们就知道今晚要放电影了，赶快收工回家做饭！就是没听见歌声，很快也会得知消息——每一个见面的人，特别是放学回家的孩子，都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所有人，晚上去某某队看电影！

　　晚上放电影，赶快回家去！每逢电影来临，我们这些毛手毛脚的小孩，立马有了强烈的时间观念——不放电影的日子里，放学路上，我们一路耍回去。但要放电影这个傍晚，谁也不会提议玩一玩，哪怕是看谁把小石头踢得远这么简短的游戏。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家，火急火燎扒几口饭，马马虎虎洗个澡，便搬了板凳，带着手电筒，走家串户去相邀。最后，整个生产队要去看电影的人浩浩荡荡向目的地走去。一路上，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有说有笑，甚至白天刚吵了架的邻居也冰释前嫌，议论着上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这次放的是什么影片，早已把白天的劳累和不快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晚，孩子们不做作业也不会被大人打骂，一群小伙伴钻进队伍中间，穿来穿去，好不快活！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比我年长十岁的小叔扛着长条凳、拿着手电筒，领着我和大弟，与村民们一起爬山过村去看电影。童年时代，祖母、母亲和我们姐弟仨、二婶和堂弟妹、小叔长年在家，父亲、二叔、三叔以及两个未出嫁的姑姑均在外工作或读书。祖母、母亲和二婶需照顾年幼的弟妹们，不去看电影。

　　到了放电影的禾坪，占好位置，摆好凳子，小孩子们便开始在整个禾坪转悠，看同班同学来了没，是不是有卖冰棒的，抑或煮玉米，甚至还有山里采摘的野果——如果长辈开恩，给买一支冰棒，那真是锦上添花的美事。当然，就算是吃不上冰棒也丝毫不会影响好心情。这晚能吃上冰棒的孩子毕竟微乎其微。

　　一次，我在冰棒摊前遛达。突然，一枚五分硬币飞落脚下，抬头一看，比我高一年级的表哥正含着一支冰棒，硬币正是他趁人不注意丢给我的——受“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影响，我和表哥从未在校园内说过话，表哥用这个年代的特有方式，请嘴馋的我吃冰棒。我麻利地拾起硬币，表哥一转身已消失在人群中，而我，毫不犹豫地将五分硬币换了支冰棒……

　　在晒谷坪转悠了两圈，实在没啥新奇事值得围观了，才猛然想起还从未“零距离”接触过不断转动的放映机。实际上，每次我们来到现场，放映机都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要挤进去几乎不可能。那转动的机器射出一束强光，手伸到光束扫过之处招一招，银幕上立即就会有招手的影子。实在挤不进机器旁，就踮着脚尖在外围连续跳，不停地招手，看有无影子出现在银幕上……

　　当时放得最多的是战斗片。每次放电影，大弟第一句话总是，“有没有打仗的？”人物一出场，又问“好人还是坏蛋？”——当时的电影似乎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一出场便能从外貌神情知晓。电影放到一半，大弟便在小叔怀里睡着了。

　　电影散场时，人们像从一个大湖分出的水渠向四处散去，星星点点的手电光划在漆黑的乡间，断断续续连接成一条蜿蜒的小火蛇，穿行在黑压压的山野间。人们的讲话声、笑声渐渐远去，手电筒的光亮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回去时，我扛着长条凳，小叔背着大弟打着手电筒，趟小溪过田埂爬山坡——我们那个生产队在半山腰。我们经过的山坡有不少坟墓，有些坟墓闪着蓝幽幽的鬼火，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两三十位大人小孩走在一起，大家有说有笑，心中的恐惧也减少了。

　　步入中年后，重温当年看电影的过程，从放学、前往、观看到散场回家，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但电影的内容，却已全然忘却。现在想来，“看电影”似乎是当年的目的；事实上，令人难忘的只是“放电影”这一过程。我们常常以为目的很重要，而只有经历过后，才会发现，收获的只是过程。人生，其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