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是如何度过十年“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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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

故宫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这大概因为大家都是“故宫人”的缘故。

从景山公园俯瞰故宫博物院。澎湃新闻记者吴子熙图

“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部系统下属单位及机构，都作为“四人帮”“犁庭扫院”的对象，要作大规模清除清理的。此时的文化部已然“名存实亡”，上面的实际领导是“中央文革”所属的文艺组。到了1969年，“文革”实际上已然陷入混战之中，所有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而其他组织不是“反动的”就是“保守的”。故宫博物院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这大概因为大家都是“故宫人”的缘故，和“红卫兵”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

  1964年的故宫博物院

要说故宫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尽然。据我所知，故宫东北角的城隍庙（即现在研究室、科研处所在的院子）就与原先不一样了。该处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爷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宫的“革命群众”拆毁了，至于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宫北门门楣上石刻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原先是由民国时代的李煜瀛书写的，因为他是“旧社会”的人，所书不宜存留于“新社会”，于是便将此石刻门匾反将过来，砌入墙内，在另一面采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字体。

1966年夏秋，由北京带头，而出现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形成了红卫兵大规模全国串联，由此北京成为了全国“串联”中心，而天安门又成了北京“串联”中心。于是乎天安门背后的故宫，也变成了“红海洋”。

大概在此前后，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即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故宫的“革命群众”就将原先从一些石窟寺原件上翻制的大型石膏雕像（亦相当珍贵）统统砸毁，文物原件则收回库房。奉先殿如此空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北京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和适逢来北京“串联”的外地“红卫兵”联合起来，决定将当时红极一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照搬到“雕塑馆”来（原先一度在神武门城楼上展览），新的《收租院》泥塑展，在结尾处还增加了农民武装起义、高举红旗上山打游击等“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节。

照搬行为日夜不停地进行着，为时不久《收租院》泥塑便告完工，它成了“红卫兵”在故宫“串联”的唯一场所（因为此时故宫其他地方都属于封建糟粕而不对外开放了）。“奉先殿”原先的“工”字形建筑结构，也因为不适合泥塑的展览效果而加以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原样。

不过，人员及秩序杂乱，还是引起有关方面对故宫建筑和文物安全的担忧，终于在1967年4、5月间由上面下达了命令，故宫博物院停止对外开放，并且由北京卫戍区派军队加以保护。于是乎故宫博物院便大门紧闭，所有工作人员就一门心思搞“文化大革命”了，就如前文所说，同社会上一样，也陷入了两派无休无止争斗的局面中。

以上的局面延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终于，“中央文革”对于原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的人员，有了处置的办法。借着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全国各地掀起了干部下放的热潮，“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就是那一时间段里特别流行的语词。故宫博物院直属于文化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