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保住民族经济文化血脉”——回看抗日战争战略大迁移

14.08.2015  22:27

新华网上海8月14日电(黄安琪、周文其、涂莹)“上海工厂内迁的时候,许多人抛妻别子,一如奔赴疆场的战士,有的还献出生命。”大迁移参加者张帆回忆说,“敌机扫射,船破人伤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逼近了上海,妄想迅速摧毁长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从而达到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

为了保存经济实力,生产抗战的军需物资,并开拓和发展大后方工业,东南沿海的爱国实业家、工商业者和科学家纷纷集议,计划举厂内迁。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管迁移上海及沿海各地工厂的工作,对迁移地点、办法、运费及生活费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并在苏州、镇江和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协助中途转运工作。

经过各界各方同心协力,第一批内迁工厂顺昌、新民、上海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厂等4家厂的机件,经苏州河运出。随后,又有一些工厂和著名商业公司经苏州河陆续迁移。上海失陷后,各厂迁移不断地改道易地,长途辗转,突破敌人封锁,途中历经艰辛。

“当时军运频繁,民运十分艰难。1937年10月26日闸北失守后,苏州河被敌军截断,只有南黄浦一条通路。11月5日敌军在杭州湾登陆,松江河道又受到威胁,只能托外轮运至南通州,再设法运武汉。”张帆说,沿途遇到敌机追踪扫射,往往船破人伤。

10月间,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结束,工厂迁移的重心移到了武汉。在武汉,刚迁来的工厂一面寻找场地复工,及时赶制枪炮弹药和被服积极支援前线;一面还在从长计议,准备继续内迁。1938年6月29日,日寇逼近马当防线,武汉各厂又开始再拆再迁。

在上海工厂内迁的同时,沿海各地工厂的迁移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38年春,我国北方最大的一家纺织厂豫丰纺织厂从黄河口出发,将8000吨机器设备由铁路南运至汉口,再换装到380条小船上,穿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向四川驶去。其间有120条船沉入三峡,其中99条后被船工打捞上来,不知经过多少艰险,终于在1939年4月到达重庆。

“这些被迫搬迁的民族企业,使得原本工业化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创造了税收,支援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

大学的搬迁工作,几乎和工厂的迁移同时进行。教育界的许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和学校的师生员工,为了尽量避免敌人毁灭我高等教育,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组织濒临战争前线的平、津、京、沪、杭以及冀、鲁、晋、湘、鄂、粤、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相继移迁西南大后方。

当日军进入广州南郊时,中山大学的学生还在广州北郊撑着装有图书馆藏书的船坚毅前进。当局在克服了日军轰炸和战争绵延的种种困难,终于把许多学府分别迁到安全地点。

据1939年的统计,从1937年7月7日起,日军破坏了我国54所大学和专门学校,使我国文化教育的损失达2.17亿元。当时的流亡大学有大学生4万多名。但是,1939年秋,我国的教育系统在内地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这些内迁院校大多集中在重庆、成都和昆明附近。在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下,许多学者、教授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为国育人,教育当局立撑危局,各校莘莘学子含辛茹苦,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垂危奋力求学,内迁高校并造就了后来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

“当时高校内迁被称为‘文军西征’。”苏智良说,迁移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不少学校历经多次内迁,由于路途遥远,经费所限,不得已丢弃了很多设备,不少老师和学生为了学习千里跋涉。后来,一些大学生参军,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