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整版长文大赞杭州:江南美最美是杭州

24.12.2015  06:16

制图:蔡华伟

2005年7月,诗人柏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刚去过伟大的江南”。不久,他又在精巧唯美的作品《水绘仙侣》扉页上郑重写下七个字:“献给美丽的江南”。柏桦的江南情结绝非个案,其说法得到许多人,尤其是“有着深沉历史感与文化情怀的国人”深刻而余味悠长的会心。

若放眼历史长河,这江南情结则因历久弥新的弘大传统而更具普遍。

魏晋以降,中原人口因大规模战争南迁,江南逐渐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汉族文明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江淮以北,战火纷飞,“饿殍遍野,人竟相食”;江淮之南,名流雅士集聚兰亭,流水曲觞,造就一个王羲之及其旷世的美学经典,“线条之美,刺人心魄”。到唐宋,江南这方“刺人心魄的美”已是旗帜高张,万众瞩目。颇具传奇色彩的花间词人韦庄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寓居蜀地略纾困顿,面对西岭初雪、锦江如练之美景,仍不忘填词感慨:“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里哪分辨得清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说,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究竟实指何处?似乎只能是“处处皆有此景,人人皆怀此情”的江南。自然,更不会有人去指摘丘迟笔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描写太过矫揉造作,因为人们心中对江南大抵都有这么一幅图画。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抗战时期曾到成都华西坝设坛演讲,述古论今,中西合璧,刮起一阵“李旋风”。讲到江南,以理性著称的李约瑟感性十足,用词夸张:中国百姓对于美丽江南那份真挚恳切的情结和至死不渝的向往,总是显得情真意切。

其实何止是平头百姓、秀才雅士,将相帝王也饱有“江南情结”。公元1684年,康熙在收复台湾敉平忧患的次年,即迫不及待地启程“南巡”。此后23年,这位来自大辽东的异族王者沿运河水道六次南下,至杭州一带流连,赏风弄月,读书著文,有时达“旬月之久”。其排行第四的儿子胤禛,历以严肃、冷峻、不苟言笑著称,面对西湖粼粼波光,竟一时兴起,吟诗唱句于人前,“手舞足跃,红光满面”。多年后,崇庆皇太后故地重游,面对满园正襟危坐的勋贵,忍不住将“那稀罕”掏出心窝。

乾隆皇帝,这位醉心于书法、诗词和 收藏 的九五至尊,对江南的眷恋犹胜其祖,每每游历,总要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滞留数日,空出充裕的时光巡看风景,访察古迹,召见士人。他要把伟大的江南气韵装进自信的大脑深处,带回北京参酌政事,推广道德。唯此,才能让备受汉人士大夫明诽暗刺的“夷狄之君”有“风雅之德”。这或许是他的治国之策、帝王之术吧。确实,爱新觉罗氏祖孙的江南情结里,自始至终绕不开杭州之美,这有他们深居紫禁城内撰写的大量诗词足可凭据。

最绕不开杭州之美的一个古人,当推白居易,他在古稀之年,在他一生的终点——洛阳城里,以更胜一筹的款款深情一举写下三首《忆江南》。尽管《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钱塘湖春行》等秀墨早已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不朽,然这组小令之降世,再度令他诗名大增。其中第二首广为人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角度看,杭州都是江南的中心,同样也是白居易在江南生涯的核心。此词如一定理,把杭州定义为江南之心脏,江南之美可凭由杭州之美替代。

最忆是杭州”,杭州之美不仅点亮白居易笔墨的光辉,他也是杭州之美的缔造者。如同在他众多有关杭州的诗词里呈现的一样,这座城池留有他辛勤的政绩,尤以惠及民生的水利工程为甚。杭州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温文尔雅的刺史换上青衣草鞋,在烈日下游走于西湖岸边,神采奕奕,步履轻快,概因筑堤方案中某些细节得以完善而乐在其中。

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前,用一首《春题湖上》,为他不同寻常的三年做出最低限度的合理阐释,全诗一如他名扬天下的文风平白如话: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

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他再一次完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西湖水墨风景图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既非热情的旁观者,也不是快活的体验者,他悄然站到时光的岸边,观看旷世之美在心里流淌。有些美令人敬畏,有些美让人沉沦,西湖的美让人爱恋,想拥抱,想带走,想珍藏,想天人合一,想源远流长。白居易“最忆是杭州”,忆的是此地的山水之美,也忆他留在此地的情思和爱恋。美是会化掉一个人的,因为爱。因为爱,美又会变得更美,尤其是像白居易这等豪客之爱。而“最忆是杭州”的方家又何止一个白居易?去西湖水边走一走,到杭州山上看一看,山水林间,古刹门前,无不流淌着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爱和恋,传和奇,字和画。

毋庸置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当今,杭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和在。它虽然不是各大功能中心,却堪称中国城市与社会领域的观念样本。历史发展的趋势业已表明,后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自丹尼尔·贝尔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纷纷步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也必将面临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和西方诸多从工业化转型升级为后工业社会的名城相比,杭州几乎先天有一种后工业社会的属和性,山水之美,人文之美,民风之纯,“存天然而去雕饰”。杭州城市的发展经验,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不夸张地说,它呼应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演进方向,它的气质,它的内存,不仅是当下的片断,更是过去、现在、将来一以贯之的完美整体。

先说过去,几乎同时成书的《武林旧事》和《马可·波罗游记》,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这座南宋都城繁荣的商业氛围,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生活。如《马可·波罗游记》曾写道:

(杭州)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在自古重农轻商的中国,迫于儒教强大的政治压迫力,出现如此繁忙景象堪称用海水修建出城堡的奇迹。1000年前的杭州,有违时代特征和文化特性地展开了具有超前性的行为模式,打破了某种牢不可破的坚冰,它用事实论证出商业文明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其超越原始交易行为的价值基础,正是来源于杭州巨大的城市资本。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轶事: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有人告状说某人欠购绫绢的两万钱不肯偿还。欠钱者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家以制扇为业,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做好的扇子卖不出去,并不是我故意赖债不还。”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他对那个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来替你开张。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20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20把素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府门。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用一千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这绝非杭州所发生的第一起文化资本套现案例,虽然苏轼一时兴起的个人行为不适合被过度解读,但它毕竟在口口相传中,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属于城市的思维习惯,被引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去。当各种引领风尚的生活方式成为日常,成为一座城市核心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成为了美,日常本身也就具备了不凡的价值,有了吸引他者模仿、并付诸购买的可能。如《武林旧事》所载“进茶篇”: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护以黄罗软,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芨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间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

即便我们不作考据,也相信“一夸之值四十万”绝非虚言。在这里,茶叶不再只是茶叶,而是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高级的、雅致的、审美的生活内容和态度,价值得到成倍放大。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待这样行为,丝毫也不会感觉到历史的陈旧感,它依然是鲜活的,彩色的,流动的,符合城市精神和发展逻辑,而非泛黄的,黑白的,只能凭吊。杭州在自然而然中,提前好几个世纪完成了城市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适时转换为价值,无需经历工业化粗暴发展的阵痛,便已巍然壮观,形成独一无二的高级样本。

当然,不能全靠古人吃饭。今日杭州的城市资本,除了前人不断积聚沉淀的历史、文化所转化的独特商业价值,在自然、社会、智慧等方面所展现的大美,同样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先说自然,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生态服务功能已经大大透支的情况下,一切活着的自然资源,对我们持续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价值,每一座青山、每一片绿水都有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潜力和实力。 投资 自然资本,不仅可以创造水、空气、森林、湿地、海洋、矿山等环境生态系统的天然价值,实现资源性产出,更可以带来生态 旅游 、生态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及新一代信息通讯等产业的派生性产出,实现GEP和GDP同步增长。

凡是到过杭州的人,无不对这里秀美的山水风景赞赏有加,山连着山,山连着水,水盛着水,纵横交错,高低错落。西湖、钱塘江、北高峰、玉皇山、西溪湿地、运河、湘湖、富春江、千岛湖、丝路起点、九溪十八涧等符号化的地理样本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生态,保持着天然纯粹的美。山是青山,水是清水,土是黑土,地是湿地。人们惯常印象中环境治理需要“烧钱”,杭州却无为而为,天然而治。杭州的自然资本高出一筹,不仅在于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更在于她在向现代都市发展的进程中,有选择性的发展,没有一哄而上大搞工业建设,而是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互联网、服务等产业,对城市不可复制的生态有针对性的保护保留,并且善于利用开发,把青山绿水转化为产业资本。在这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水”,就是“国际花园城市”,就是“幸福指数最高”,就是“最宜居城市”。这些称号既代表杭州的过去,也引领杭州的未来。

与此同时,在价值观趋于零乱的社会环境下,杭州的社会道德也呈现出令人欣慰的一面。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到“最美司机”吴斌等,接连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感动全社会的“最美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是人心常道的践行者,是美在人间的化身。他们美在善良,美在奉献,美在责任,美在瞬间,美在积累。他们平凡又伟大,朴实又崇高。他们在我们身边,又在我们之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先锋、精神楷模,成了群众崇尚、爱戴、学习的平民英雄。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对杭城涌现“最美人物”的现象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弘扬他们的光辉事迹、高亮精神,使杭州的“最美现象”得以蔚然,得以纵深。中央领导同志为此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盛赞浙江是“道德高地”。这种“道德高地”不是一天垒起的,也不是几个人筑就的。

一个地方何时美丑不分、善恶不明、道德失道,说明这个地方的天空正在收集乌云。杭州的天空向海而展,钟情丽日。杭州的天空收集的是高天彩云,是皎洁银光,是春风送爽,是润物无声,是物质更加富裕、精神更加富有。正是这种厚德、友爱、向善、孝道的社会资本在无形中产生的无形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有效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推动了区域 经济 发展。

当下,杭州政府大力倡导建设“智慧之都”,打造“文创之城”“互联网产业中心”,更是一着妙棋。时代在变,发展之道在变。在我国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不断推进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区域智慧资本理论以崭新的视角,为我国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思路和经验,对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国家及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协调稳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马云和阿里,宗庆后和娃哈哈,丁磊和网易,赵依芳和华策及其影视文创产业等,早已不是单纯的企业,它们已成为中国商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帝国”,渗透到人们生活和精神的方方面面。试想,当下中国如果将杭州的这类“智慧无烟企业”抽离掉,将是怎样难堪的一个局面?

要知道,他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是从历史土壤里长出来的。在他们之前,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杭州商人,实际上已将智慧资本推到一个高度。如今,基于传统,杭商们自发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以仁民爱物之心,穿透金钱和常情的度量,深谙创新之道,到达更高的境界,更辽阔的彼岸。

更可贵的是,杭州政府在人才战略上,始终将人力资本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核心和能动性作用,决定着本区域智慧资本的实施效率和效果。可以预见,在杭州未来的发展中,“智慧之美”“创新之路”将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成为21世纪城市资本论意义的明白注脚。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一个人的缘故关注一座城,甚至爱上一座城。譬如达·芬奇之于佛罗伦萨,约翰·列侬之于利物浦,张国荣之于香港,迈克尔·乔丹之于芝加哥。伟大人物的才华和性格,往往是他所生活城市的精神高度的浓缩甚或突破。

杭州拥有诸多这样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被誉为“西湖三杰”的岳飞、于谦、张苍水壮怀激烈的民族责任和爱国情怀,白居易、苏东坡的与民同乐翰墨留香,李叔同的虎跑戴望舒的雨巷,竺可桢一手缔造的浙大精神……他们令杭州人文的内涵得到放大,令这个城市具备“向美而生”“从善而流”的底蕴和风骨。

为什么杭州会涌现系列“最美人物”?一个地方陆续出现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警察等好人美事,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最美的土壤孕育出最美的硕果。像种子发芽需要土壤一样,这种最美的力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积淀,这种精神基因一直渗透在浙江人民的血脉中。

什么是美?简单说,符合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的事物和观念就是美的。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时期先进的文明,往往引领着那个时代周边广大区域的审美潮流,比如公元前后的古希腊,唐代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7、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因此,美不仅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和观念,不仅是精神文明,更是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的底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它是上层建筑,又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进一步讲,美也是一种资本,一种货币,是一种价值体系的浓缩与综合。

自从马克思将资本这一概念引入人类思想史后,许多后来者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当今知识界,学者们对资本这一概念的运用已经扩散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比如法国社会学泰斗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美国政治学名家罗伯特·普特南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社会资本”,英国经济学家D·皮尔斯和R·特纳提出的“自然资本”,加拿大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倡导的“智慧资本”等等。杭州从历史出发,从历史文明进程汲取美的养分,慧的力量,文的气质,把人美山美水美作为城市社会资本的核心挖掘,细致入微地从民间寻求人类的道德之长、思想之光、精神之美,这无疑是一条正道、大路。

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常理的。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对他人、对天地、对大自然的友爱、仁慈、敬畏、责任、孝道等优良品质是不能变的,变了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天地就会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罗盘。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把天地变得云泥无别,我们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别?杭州的发展之道,说到底,是尊崇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常道,一种文明进程的方向,最终目标是让人心更美、山水更美。

江南美,最美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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