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知音与老师——忆著名作家陈国凯
陈国凯手迹
□杨新乔
我们五华籍的著名作家陈国凯飘然离世了。当我听闻这一噩耗时，令我顿时无比惊愕，一下子愣住了。经过一番沉痛之后，我不能不提起笔来写点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因为他是我的文学知音和老师。
我认识陈国凯，是1962年冬的事。
当时，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一期青年文学讲习班，挑选了一批文学青年进行培训，时间一个月。我也有幸被选中参加学习。
傍晚时分，当我在省作协客厅里报到时，突然有人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瘦小青年笑嘻嘻地站在我背后，用夹杂着广州话、普通话、客家话的“三结合”口音问我：“你就是杨新乔，五华来的？”
大概他看到了我的签名，知道了底细，我于是点点头，笑着问：“您是......”
他笑着回答：“我也是五华人，陈国凯。”
我一听愣住了。啊！原来他就是陈国凯！我曾经在《羊城晚报》读过他的作品，早就知道他的大名，谁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青年就是他！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于是，两人坐在椅子上攀谈起来。
真凑巧，讲习班安排住房时，我居然与陈国凯、程贤章（当时是汕头日报副刊编辑，我早已认识）同住一室。
陈国凯为人极随和，也很幽默，常常讲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他有很多生活故事，有些简直就是一篇小说的素材。他的小说都是写些工人日常生活的题材，然而思想深刻，意味深长，令人回味。他当时虽是广州氮肥厂的工人，但已发表过一些有名的小说了，所以我很敬重他，常常向他请教。
在讲习班期间，我的小说《暮咕的婚事》正好在《作品》杂志发表。他读了之后笑着对我说：“新乔，暮咕是不是你啊？我看很像。对！小说就应该写熟悉的人。”这话虽简短，但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令我懂得文学创作要写熟悉的东西。
1963年，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举办了一次优秀业余创作评奖，秦牧、周钢鸣等老作家都是评委。出人意料的是，陈国凯的小说《部长下棋》荣获一等奖，我的小说《爱》获得三等奖。两人同时获奖，我极激动，立即写了封信给陈国凯，表示祝贺。他回信说：“新乔，千万不能骄傲自满啊！这只是个起点，今后的路还很长……”短短几句话，却意味深长，可见他对文学新人的要求是严格的。此后，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他很关心我的创作，常常来信谈些文学创作的话题。
“文革”中，我遭受了折磨，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再也不想握笔杆子了。然而，他见报刊上没有我的作品了，来信问我：是不是怕了？他说省里许多作家遭了劫难如今又都写起来了，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读着他那充满情谊的信，我掉下眼泪来了。
陈国凯是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作家。1984年，我在一封信中提起我要求参加省作协的事。他回信时有点惊讶地说：“怎么，你还不是作协会员？新乔，你早就该是个作家了。”就这样，在他的关怀下，我很快加入了省作协。1992年，我准备出版中篇小说集《情海浮沉》，试着把书稿寄给他，请他作序。谁知他竟在百忙中抽空为这本书作序。不难看出，在字里行间他对我的文学创作十分关心，寄于深深的厚望。
陈国凯对文学事业倾尽心血，但对自己的身体却不怎么留意。有一次我到他家做客，见他床底下堆放着许多蜂蜜瓶，问他是不是爱喝蜂蜜？怎样吃法？他说：“都是冲冷水喝。”我一听吃惊了，告诉他不能这样，应该把蜂蜜炖熟再喝，不然，要伤胃的。他听了恍然大悟：“难怪我总是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对自己健康实在是太大意了。
陈国凯是个音乐发烧友，在他房间里、客厅内，到处都可以看到CD盘和音响设备，据说他的一条音响线就值几千元！一有空，他就闭着眼睛欣赏音乐，似乎把什么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陈国凯后来担任省作协主席，工作千头万绪，我不方便再去找他了。所以自1992年在深圳见过一面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后来，听说他病了，病得很重，连说话都有困难，一直在疗养。几次我都与几位文友相约要去看望看望他，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是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谁知道那次相见和合影，便成为永别呢？痛哉！
如今，陈国凯走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间。
附：
痛悼陈国凯先生
张让兰
先生运笔起惊雷，北蒋南陈赞誉魁。
善揭疤痕多示警，疾呼正义未徘徊。
天堂赴召文坛恸，噩耗传开梓里哀。
痛悼斯人难再得，最伤此世不重来。
挽陈国凯先生
李雄坤
时逢初夏雨趋稠，此刻更添心上愁。
当代巨星落噩夜，文坛挚友哭盟头。
伤痕一卷批人祸，珠玉连篇贵禹州。
好酒坛坛余痛饮，叹今立雪面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