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管理要解决制度梗塞问题

更为重要的还是从机制上解决文物收集方面的制度梗塞问题，既强化对文物的管理同时，也正视发现者收藏者利益问题。

三十年前，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王连民家中的两件祖传古董被镇文化站（时称人民公社文化站）“借走”，当时约定如果文物被国家保存，会给予经济补偿；如果国家不要，会原物退还给他。可是这一“借”就借了三十年，两件“传家宝”却再无消息。多次催问之后，王连民被告知“两件文物找不到了”。（4月7日《大河报》）

文物被“借”，互联网上炸了锅。网易网友@不正常人，瞬间发挥出段子手的水平：这件事情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说“借”的领导，文物法规定了，一切文物的归属权都是集体的，个人是没有归属权的，那么当时所用的名义就不应该是借，而是上交，很显然当时的领导思想上认识还不够，所以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酵。

三十年时光，借主的尸骨已成尘土，而古董究竟在哪里仍在有关部门的“调查”当中。不过，王家的遭遇不是绝无仅有的。中青报3月27日推出报道《清臣后人捐297件文物换城市户口  26年未解决》：住在山西省五台县的晚清名臣、《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畬的后代，为解决城市户口，向太原的三晋文化研究会捐赠了家传的297件文物。文物捐赠26年后，户口却始终没有解决。徐家捐赠出的绝大部分文物移交给了山西省博物馆，还有近30件文物在此前下落不明。户口近30年没解决，30件文物却不翼而飞，这样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有网民直言：一件文物就可以解决北京户口甚至纽约户口。

这样的倒错，令人惊愕。同样的错愕被北京晨报于4月3日发文——《收藏家生前捐数千文物  政府百万奖金10年未兑现》。每一件文物都见证着历史，自身也是历史。从这个意义而言，文物的价值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一旦某一具体的文物失踪，则任何形式的赔偿，都不足以弥补。更何况，面对这些文物的失踪，有关部门至今没有应有的表态。

实名认证的@西南大学宋明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怎么取信于民的问题。事实上，如何解决对民间失踪文物的赔偿问题，不仅关系到政府公信力问题，更牵涉到大量收藏于民间的文物，其命运归属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府鼓励民间捐献家藏文物，往往是象征性地给予一点奖励；至于对民间发掘于土地上的文物，则采取几近无偿收归国有的态度。今年内蒙牧民捡到狗头金，国家文物部门与一众法律人士纷纷发话，称这是国家的，却遭遇网络嘲讽，即是明证。或如天涯网友@花猪的饭盒所说，“合法未必合情，因其暴露的恰恰是国家与民间争利这一难题。”合法不合情导致的隐性后果，则会加剧文物的流失。

无须讳言，大量文物通过各种渠道走出了国门。许多文物只有在国外展览之时，国人才恍然大悟。在舆论压力下，国家或会采取措施赎回或者追讨，但代价之大，过程之复杂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有许多文物无法归还。

回到本案来看，公民借给政府部门的文物，三十余年追查未果。追回的可能性堪比再造。因此，为了防止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除了对文物的全国性摸底，更为重要的还是从机制上解决文物收集方面的制度梗塞问题，既强化对文物的管理同时，也正视发现者收藏者利益问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中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