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国政体有能力遏制群体极化

　　杨光斌

　　现代性政治就是政治的人民性或民主性，因而民主政治是相对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一种“公共之善”。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民主，现在的真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这个过程不但要借鉴别人的好，比如“审议民主”即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更要避免别人的民主问题。比如，出现在美国、印度等大国的群体极化式民主而导致的“否决型政体”，就是典型的民主与治理的冲突。

　　现代民主是以保护个体权利的面目而出现的。但是，个体权利不会自动实现，个体权利的实现需要组织化平台，即政党政治以及政党之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自上世纪的越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不但表现为政党间的竞争，更有利益集团的几何级数的增长。群体极化式民主泛滥，即各种族群、各种阶层、各种群体都以组织化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立法机关即国会变成了各利益集团的角力场，公共政策的议程被严重扭曲。奥巴马政府旨在维护普通百姓利益的医改方案迟迟得不到通过，而通过的也是大打折扣的修改案；百姓千呼万唤的控枪立法落空，美国枪支泛滥。本人曾见到一位为美国烟草公司游说的大腹便便的说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游说为烟草公司赚得几十亿美元的利润。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特定团体利益至上的群体极化式民主，就必然以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形成难以逆转的非理性的碎片化政治。

　　群体极化式民主不但在美国导致了福山所说的“否决型体制”，更是印度政治的难题。印裔美国政治学家科利说，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成立的最初年代运转得还不错，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即所谓的公民社会)发展起来之后，民主政府就难以运转，政府想做的事都因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的争斗而落空。在过去二十几年里，印度的反贫困计划失败，贫困人口依然超过总人口的1/3，其他国家建设计划难以如愿以偿。为此，莫迪总理一口气关停9000多个非政府组织。

　　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重要而且紧迫。但是，必须看到，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难以避免大企业集团对公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比如，2003年曾经亲自改写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地产大亨得意洋洋地宣布：这是商业的声音第一次大过政府的声音。中国人已经初尝利益集团的拳头。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形成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在深刻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诉求都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变化的走向就是多元主义基础上的群体极化现象。

　　幸运的是，中国的政体应该有能力遏制这种多元主义的群体极化现象。中国政体是民主集中制，不但体现在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上，也体现在中央-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乃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它是一种基于自由、活力和各种民主形式基础上的集中制。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权力决定政治的代议制民主，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国家权力约束着资本权力，在制度层面保障中国不会轻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但也要看到，治理体系的好坏最终还要看治理能力，即决策层将自己意志变成可执行政策的能力。▲(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