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画新意：融汇中西 与时俱进
8月4日，“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1016—2016）大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这是继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以17个厅展厅500多幅作品的体量集中展览后，该展览回到广东与家乡观众见面。
惊雷 122cm×94cm 纸本 1962年
该展览让观众感受到这百年来中国美术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国画自身的变革，可以说是在中国近现代积贫积弱，也使得艺术特别是中国画落入了因循守旧、一味保守的衰落境地，革命文化的先驱者们为寻求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中国画的创新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以来，在“五四”前后，以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以美育代宗教》（1917）、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陈独秀《美术革命》（1918）、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1918）、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1921）、梁启超《艺术与科学》（1922，演讲）、林风眠《告全国艺术界书》（1927）文章等提出了“美术革命”“改良”，对传统以“四王”为代表的陈陈相因的中国画的强烈批判，和其他领域的革命一样，药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写实绘画体系，以改造中国画。解放前，最具代表的美术革新作品有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写意画《桂林山水》、《奔马图》、《会师东京》，宗其香《嘉陵江夜景》等，但系统和完整的革新确是在中国社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自20世纪下半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整个社会一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画领域则是出现了新的中国画，这种新是精神的新、是美术创作的新，美术同样成为了时代的号角和强音。
新中国画新在艺术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对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自立的自信、对传统艺术资源的深入和外来艺术的吸收，新在艺术家创作始终围绕着人民群众和欣欣向荣的祖国建设事业，新在为反映新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
尉晓榕 《水乡社戏》218cm×410cm
站起来的新中国画
新中国第一批“新国画”新在新时代新视野，一盆万年青，一只鸽子，被齐白石老人画出了新时代的气息、和平的声音。同样是画传统山水的笔墨，被溥松窗、傅抱石等老艺术家画出了革命岁月的战斗豪情。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
1949年在杭州国立艺专被接管以后，来自解放区的负责人江丰主持下，师生们下乡进厂，感受新中国劳动者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在中央美院，在来自解放区的胡一川、罗工柳的大力推动下，师生们深入生产第一线写生、创作，这股春风把象牙之塔的美院师生带入了火热的生活、生产，时代对改变了艺术家、对创作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画的变革随之展开。
中国画新的变革是从一批中青年画家身上开始的，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黄胄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画家，在中国人物画上突破了，1954年，周昌谷的人物画《两只羊羔》荣获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方增先作品《粒粒皆辛苦》（1955）、《说红书》（1964），黄胄《洪荒风雪图》（1957）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金质奖章。这使得人们在生活中看到了新中国现实中劳动者的形象，使得新中国写意人物画具备了较为完备的艺术形态。
山水画家李可染、张仃、罗铭从1954年春到南方写生，到这年金秋9月19日，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他们的写生作品充满着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对传统山水画的技法也有了许多突破，李可染提出了“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学术主张。
花鸟画家的突破则出现在中国美院（时称：浙江美院）的潘天寿先生和中国美院的郭味蕖先生笔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起到60年代初期，南方的潘天寿坚守中国画传统的民族艺术制高点，提出“东西方艺术拉开距离”、“不做洋奴隶，不做笨子孙”等学术观点，创作了一系列以“雁荡山花”为代表的新花鸟画，北方的郭味蕖则创作了以“农居日用”为代表的花鸟画，两者不约而同地以传统笔墨的深度、高度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
在工笔画方面，以徐启雄为代表的“新美人画”，这里塑造新中国女性之美、劳动之美。顾生岳、宋宗元在新中国人物画工笔画的学理和教学和创作上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在中国画教学传承上，中央美院形成了有益于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徐（悲鸿）-蒋（兆和）教学体系”，解放初，以胡一川、罗工柳大力倡导的中央美院写生教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该体系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中国美院（浙江美院）在潘天寿、吴茀之等的推动和实践下，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开创并推动建立了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教学与书法、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中国画教学生态体系。
张江舟《梦里红尘》200cm×200cm 2017年
“双百”方针催生生气勃勃的地方画派
为时代精神所激荡的是整个中国和整个中国画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70年代，除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京派”、“海派”中国画外，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涌现了许多特色鲜明、成就斐然的地方中国画派，它们都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品格，歌颂新时代、新风尚。
以傅抱石、钱松岩、张文俊、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深入传统、承古开新、激情写意”，他们直面生活，大大拓展了传统山水画的视野，把一些很难入画的新农村、新生产场景展现的既有新意，又和合乎艺术规律。傅抱石、关山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巨幅山水画，得到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画题“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所描绘的祖国山河，钱松岩创造的新农村风光、革命胜地红岩村，亚明抒写的江南水乡，无不体现了新中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澎湃热情。
在祖国的西北，活跃着以石鲁、赵望云、方济众为代表的长安画派，石鲁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作理念，在西北创作出了《转战陕北》《东方欲晓》这样的不朽名作，到南方写生，创作出了充满新生活憧憬的《家家都在花丛中》。
在南方，南粤大地涌现了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等一批新闽南画派代表人物，继承了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岭南三杰”“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兼容创新”的传统，顺应新中国形式，创作出了反映时代的新代表作，如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关山月的《绿色长城》等。
走在21世纪的中国画新纪元
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画迎来了向现代全面转型的新机遇。以方增先等为代表的成名画家，以周思聪、卢沉、郭怡孮、陈家泠、张桂铭、贾又福、吴山明等为代表的中青年画家都走出了创新之路。方增先借鉴了山水画中的皴法创作出了《母亲》《晒佛》等名作，为解决中国人物画大画的厚重问题创造了新高度，他创作的《家乡板凳龙》等作品把巨幅中国人物画大动态表现作出了开创新的探索，并在技法上推到了新的深度。周思聪创作的《矿工图》和水墨荷花系列，把中国画对主题性绘画的表现和自我心灵情绪的表现做出了惊人的拓展。卢沉对中国画现代程式言语的拓展、王晋元以热带花鸟画为题材的中国画色彩和大花鸟意识的觉醒、郭怡孮从中国画色彩的丰富、花鸟画对时代精神的表现、陈家泠、张桂铭对花鸟画现代语言的突破、贾又福对山水画现代语言的程式化探索、吴山明对千年淡宿墨法的拓展实现了对中国画本位语言的突破、刘大为把少数民族题材抒情性与重大题材的史诗性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杨晓阳以上古装饰性意象为审美旨趣的从写实到写意嬗变法则探索、李子侯针对当代工笔画的弊端从自身创作总结中提出的“工笔意写”主张、田黎明以墨骨法探索中国画的光影表现力等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从2005年起，国家实施系列重大美术工程“20世纪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术创作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从前两个工程的创作完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画在宏大叙事方面的艺术潜力。唐勇力创作的工笔画《新中国诞生》，以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为背景，体现了开国大典的恢弘气势和祖国、民族吉利祥和的美好前程。王迎春、杨力舟《太行烽火》以蒙太奇的构图，把象征与写实相结合，丰富了中国画的叙事性和历史场景艺术刻画的深入性。冯远《屈原与《离骚》》、杨晓阳《太宗纳谏》在恢复和发展古代庙堂壁画的现代表现力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吴山明《大泽聚义》在发掘整理传统墨法与现代造型观念相结合的巨幅水墨创作上拓展了新的境界。
新中国画随着时代的脚步，与人民共命运，它的发展与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