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改革要注重“立新”

　　改革既要破旧，更要立新。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坚决砍倒那些阻碍发展的荆棘和藩篱；更要有壮志凌云的魄力和胆识，高瞻远瞩地构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制度基石。我们可以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时代的改革，重在“破”，主要任务是突破计划体制的丛林，打开缺口，从中释放市场活力；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时代至21世纪之初的改革，重在“扩”，主要任务是把改革的口子不断拉大，引向全局，确立市场的决定性地位；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改革，重在“立”，主要任务是新制度的构建，再造市场新动力。新时期的制度构建要求不仅仅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求站在时代新高度上审视市场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更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制度。

　　改革要与全球市场制度升级相结合。制度有系统自我修复的机能，市场经济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即来自于其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正能力，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修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在上世纪末期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带动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社会管控方式和全球国家治理模式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形成“制度坍塌”，导致经济运行失控。例如网络时代虚拟货币的产生改变了货币的信用形态，但金融系统仍然是基于纸币信用的银行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共享式开发的出现改变了创新的价值实现形式，但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仍然是基于实验科学的专利体系；信息时代的信息平等与全流通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与交往方式，但社会管控仍然是建立在信息特权基础上的管理体系等。在迎面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面前，市场经济制度也在进行相适应的制度调整和升级，各项制度正在不断地探索和重构中。与西方一样，我国当前也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影响中，我国的改革所“立”的制度不能是已经被淘汰的、陈旧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应该是升级中的、适合新时期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

　　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要求“立”市场新“规”。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有三个基础条件：清晰的产权、较低的交易费用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或机会。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需要我们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准公共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等。交易费用的降低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政府职能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等。而市场空间与机会的扩大则不仅仅在于政府和国有资本的空间压缩，更在于构建有利于面向全球，创造新的市场、产业和投资机会的制度环境。新的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方式与流程、生产组织方式的大变革，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定制的生产方式。基于此，全球产业链与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相应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要求我们必须及时推进适应于新经济形态的金融体系、要素流通和价格发现体系、创新管理体系、新型企业组织体系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构建，向全球要空间，向新的科技革命要动力。

　　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要求激发民间活力。真正的市场活力来自民间，而激发民间经济活力的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改革，建立适应新经济形态的社会治理体系。当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处于一个就业结构、教育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和流程再造大幅减少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劳动力从生产领域转向服务领域。个性定制和网络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家庭经济的大量涌现，传统大规模劳动雇佣逐渐减少，社会经济单元的小型化带来社会组织单元的虚拟化、网络化和分散化。这场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相适应地调整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行政务和社务的信息网络公开，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知晓民情、吸纳民意、展现民智，以互联网为媒介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互助、平等、合作关系，鼓励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就业行为。只有适应分散化社会组织方式的需要，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空间，才能让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让民间投资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拥有充沛的活力源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