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猴艺困境：走江湖遭遇城市管理
10月13日，新野县鲍湾村耍猴人杨林贵蹲在家门口和自己的猴子玩耍。杨林贵，耍猴近三十年。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10月13日，耍猴人鲍庆山牵着从牡丹江带回的两只小猴在家门口玩耍。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新野猴艺，作为乡土艺人讨生活的方式，历经数十年演绎后，被赋予了文化传承的标签。然而，今年7月，6名新野耍猴人在牡丹江市街头表演时，因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刑拘，一场民间技艺传承与城市管理模式的冲突，引发舆论关注。
在素有“猴艺之乡”的河南新野，猴艺正逐渐没落。这一具有乡土气息的街头表演艺术，在城市管理模式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中，逐渐被边缘化并尝试走上转型之路。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李璐 河南新野报道
“翻个筋斗！”10月13日下午，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鲍湾村的一处农家院里，鲍庆山面对两只半米高的小猴，发号施令。
47岁的鲍庆山属猴，是一名耍猴艺人，从事这一技艺已近30年。他将手里的绳子向下一顿，小猴们高高跃起又落在原地，没能翻出筋斗。
“在公园关了快俩月，猴子的技能生疏了。”鲍庆山说。
今年7月份，鲍庆山及其哥哥鲍凤山等四名耍猴艺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街头耍猴表演时，被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刑事拘留，包括两只小猴在内的6只猴子被关入公园，其间一只大猴死亡。
13日的磨合训练没有持续太久。鲍庆山有些迷茫，猴子训好之后是否还要出去卖艺。尽管法院9月23日宣布4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在看守所被拘留两个月后，他的哥哥和同伴都不愿再从事这行。
被刑拘的耍猴人
7月10日中午，警察闯入牡丹江市文化广场步行街的围观人群时，一只猴子正在表演翻筋斗。
看到两名突如其来的“大盖帽”，猴子咧开嘴，露出牙齿，发出吱吱的声音，耍猴人鲍凤山攥紧猴绳，想往人群外钻。前一天，也是在这里，他们已经被警察驱赶过一次了。
“跟我们走。”警察一把抓住鲍凤山和他的同伴，往车上推。
这是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森林公安承担保护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职责。
最终，鲍凤山兄弟和两个同伴被刑拘了近两个月，6只猴子被拴在牡丹江市人民公园。
自从1982年驯养猴子起，这是鲍凤山兄弟第一次和他们的猴子分离。过去的32年里，他们和猴子“形影不离”。猴子睡觉会钻进他们的被窝，就连串门走亲戚，他们也会把猴子揣进怀里。
警察告诉鲍凤山，他们被拘留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鲍凤山兄弟的猴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需要到河南省林业厅办理运输证。
“祖祖辈辈耍猴，从来没办过运输证，也不知咋办。”鲍凤山无奈地说。
9月23日，鲍凤山兄弟走出看守所，直奔人民公园找猴子，但看到的却是5只脏兮兮的猴子，和猴子阿丹的尸体。12年前，鲍凤山的父亲送给他一只刚出生的小公猴，鲍凤山看它聪明可爱，给它取了个女孩儿名：阿丹。
在外出耍猴的三十多年间，被打骂、被驱离、被罚款甚至猴子被没收，鲍氏兄弟都遭遇过。但是被刑事拘留并导致猴子死亡，还是头一次。
鲍氏兄弟想把阿丹的尸体带回老家安葬，但遭到汽车站拒绝。兄弟俩抱头痛哭，只得将阿丹葬在牡丹江市的一座荒山上。
9月25日，鲍凤山一行4人领着剩下的5只猴子踏上了归途。
耍猴人苦与乐
在这场波折的前两天，鲍凤山兄弟和2名同伴，6只猴子来到牡丹江市。猴子怕热，这里凉爽的天气有利于猴子们表演。
在距离文化广场不远的城中村的小旅馆，为了省钱，四人和六只猴子挤在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晚每人15元。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就地大小便，浓重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
“但总比住涵洞舒服。”鲍凤山说。近两年，由于出门坐大客车，带不了太多行李，他们开始住旅馆。但2012年以前，他们一直住在涵洞、大桥下，随身带着被褥，用塑料布搭建帐篷。锅都是随身背着，找几块砖头，从野地里捡柴火，就可以生火做饭。
鲍凤山兄弟和两个同伴的家乡——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是传统的耍猴之乡，目前村里有近千人耍猴。在过去的30多年里，鲍氏兄弟带着猴子跑遍了中国20多个省份。他们只在秋收和春节回乡呆很短的时间。
外出耍猴，唯一的目的就是“挣钱”。鲍凤山的老邻居，58岁的耍猴艺人杨林贵说，上世纪80年代，耍猴人表演一天最多可以挣到10元钱；上世纪90年代能挣40多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几乎家家户户出去耍猴”。如今一天也能挣一百多元，“比种地强多了”。这也使得鲍湾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比周边村子富裕。
耍猴艺人的街头表演，收入全凭运气，“给不给靠观众自愿，不给也没办法，走江湖得忍气吞声，最少一天连顿饭钱都挣不出。”杨林贵说。闯荡江湖30多年，杨林贵总结出一套经验：江浙沪和广东老板多，出手大方。
长期漂泊中，耍猴人与猴之间产生了亲切的依赖感。新野耍猴人有条不成文的行规，表演结束后，人猴同食，而且第一碗饭先盛给猴吃，以示慰劳。“我们靠猴吃饭，不能亏待了它。”杨林贵说。
在牡丹江的表演间隙，鲍凤山会让阿丹拧开一瓶矿泉水，猴一口，人一口，“它就是不会说话一身毛的人。”
鲍凤山觉得与猴相处轻松快乐，收入也不错，但这一行苦处也不少。最让耍猴人难过的是，他们经常像乞丐一样被驱赶，有时候还会挨打。有一次，鲍凤山表演完之后，向观众讨钱，被一名东北大汉辱骂，“要钱老子削死你”。
2003年在保定庙会上，杨林贵的同伴因为跟一名看表演的妇女要5毛钱，被妇女用砖头砸伤，头部缝了15针。
最糟糕的时候，耍猴人甚至连猴都保不住。杨林贵记得，2000年他在成都火车北站表演时，就被综治办没收了7只猴子，“7只猴相当于两年的收入，我讨饭扒车才回到新野。”
但耍猴艺人并不太爱谈这些不愉快的遭遇：“走江湖讨生活，遇事得忍气吞声，挣钱回家才是正理儿。”
候鸟一样迁徙
鲍氏兄弟从家里出发前往牡丹江是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九。“三六九，往外走”，这是看过黄历精心挑选的日子。
出发这天，正堂前供奉着财神像，鲍凤山兄弟牵着猴子，烧香磕头。鲍凤山说，每次外出耍猴前，都会举办这个仪式，“保佑人猴平安，多挣些钱”。
不仅鲍家，在鲍湾村，这几乎是耍猴艺人出发前必不可少的仪式。鲍凤山和弟弟年轻时，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耍猴卖艺，就遵循这套仪式。
仪式结束后，鲍氏兄弟和三只猴子——阿丹，一只毛发深黄油亮、站起来一米多高的健硕公猴，以及它的一对儿女，搭上了长途客车。
这趟长途车要坐48小时，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像行李一样放在汽车底部的行李箱中。到了沈阳汽车站，打开行李舱盖，三只猴子撅嘴发出“嗷嗷”的叫喊。“这是猴子渴了。”弟弟鲍庆山赶紧给猴子喂水。
这样的旅途对于耍猴人和猴子来说，都十分辛苦，但鲍凤山觉得这已是“豪华之旅”了。
为了省钱，2012年以前，耍猴人出行往往要扒火车。这一方式危险且艰辛，不少耍猴人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鲍凤山说，当时他和弟弟要挑着担子，背着锅和被子，牵着猴子和狗，躲藏在南阳或襄阳火车编组站附近，等待运送货物的火车进站。在火车启动瞬间，他们爬上火车铁皮货厢，去往全国各地。像这样的旅行，鲍氏兄弟已经持续30多年了。
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马宏杰此前报道，1995年，耍猴艺人张云遥在杭州站铁路旁准备过铁路扒车的时候，被列车轧为两截。2000年7月，耍猴人冀太勤扒车走到沈阳苏家屯编组站时，列车突然停车，巨大惯性将车厢货物撞向前面，导致他终身残废。
而更早的时候，鲍湾村耍猴人要靠步行外出。耍猴近30年的杨林贵说，他的父辈都是挑着担子，步行外出，“走到哪里耍到哪里”，所以早期的耍猴人也叫“挑子”。
如今，交通方便了，耍猴人的脚步走得更远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候鸟迁徙一样，每年天气冷的时候，会到南方去，天热的时候，就到北方。
而鲍湾村是耍猴人永远的起点。因为耍猴人是农民，每年收麦秋种时节，不管离家多远，他们都会回来种地收庄稼。
10月13日，鲍凤山兄弟二人在地里收花生。傍晚回家后，鲍庆山抓起一把新鲜的花生丢到笼子里，两只小猴欢呼雀跃，把花生磕得“咔吧”响。
耍猴人的故乡
鲍湾村，新野县城北16公里的小村，紧邻白河。沙质土壤令这里农作物生长匮乏，人多地少使村民们找到了另一条谋生出路——“耍猴”。因此，鲍湾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耍猴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耍猴。
10月13日，通往鲍湾村的村道上，晾晒着新收的花生，因今年大旱后又遭遇洪涝，花生颗粒瘦小，收成不好。
在鲍湾村猴戏大舞台，在一群猴子的观望下，一名邝姓耍猴人在教三只猴子匍匐前进，他使出一个眼色，一只猴子突然跃起，踹在前面猴子的屁股上。邝师傅嘿嘿一笑，“刚开始驯，猴子还没驯好。”
新野猴艺的渊源，并没有完全明确的考证。编著《厚重新野》一书、曾对猴艺文化研究多年的葛磊认为，新野出土的汉代画砖上，有人、猴、狗一起狩猎、嬉戏的画面，“新野猴艺可以追溯至此。”此后，也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此获得灵感的说法，但多不可考。
64岁的耍猴人杨志合记得，“文革”后出现了第一批耍猴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耍猴，算是第二代，据其估计，彼时新野耍猴人近万人。
鲍家兄弟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子承父业的，分家时父亲给兄弟俩一人一只猴子。
鲍湾村的猴子几乎全是猕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耍猴艺人都拥有河南省林业厅制发的《猕猴驯养繁殖许可证》，可以合法驯养。
现在，一些耍猴艺人也开始转型开猴场，做起了驯猴师。在村东头的田地里，耍猴人专门立了一座猴王庙，大年初一和十五会有人来祭拜。靠近猴王庙就有两家猴场。
其中一家猴场的老板黄爱青早期也是一名耍猴艺人。他从小跟着他的叔叔耍猴，并成为村里最先富裕的一批人。现在，他的猴场养着三百多只猴子，不用再四处奔波。
猴场里几排白墙红瓦的瓦房是猴舍。瓦房的矮墙上安着铁栅栏，几只猴子探出头来。
“猴场的猴子目前主要供应科研单位和公园景区。”黄爱青说。现在耍猴人的猴子，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黄爱青觉得，耍猴吃苦多收入少，街头卖艺常被人看不起，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学了，耍猴人也越来越少。
“非遗”末路？
9月29日，鲍凤山兄弟回到鲍湾村，与以往不同，这次并无久别还乡的喜悦。
鲍凤山放下行李，直接去了地里摘花生。因为被刑拘54天，他错过了秋收，花生在地里已经发了芽。
两人回家前，因耍猴被刑拘的消息，已在村子流传。村里不少耍猴人都前来询问究竟，他们都担心未来外出耍猴是否会有法律风险。
新野猴戏在2009年5月入选了第二批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地民众和政府都十分看重这一名片。
为了让猴艺适应时代需要可持续发展，新野林业局主管的新野猕猴艺术协会发起人黄爱青说，政府支持他们把猴艺由街头表演向景区、动物园表演，甚至与广告公司合作转型。
但是，杨林贵、杨志合、鲍凤山等第二代耍猴艺人，并不打算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猴艺，除了耍猴吃苦，收入不稳定，“不体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孩子读书进城，做个体面人”。
杨林贵说，街头耍猴占地表演，近几年越来越被警察、城管驱赶，“城里人看我们就跟要饭的似的，没有什么尊严”。去年，他放弃了耍猴。
观众们对于耍猴的看法也不断改变。2011年鲍庆山在西安表演“猴子夺鞭”。在农村，这是最受观众青睐的节目——耍猴人将鞭子甩得震山响，在猴子身旁抽打，猴子则“疼”得嗷嗷乱叫。表演的高潮，被“鞭打”的猴子奋起反抗，夺下耍猴人的鞭子。
但是不少围观市民指责鲍庆山过于残忍，虐待动物，几个愤怒的小学生当场拨打了110，鲍庆山被警察驱离。这让他哭笑不得，“打猴子是假的，城里人太生气了，都没看出来。”
动物权益保护是世界潮流。2011年，美国一家马戏团在洛杉矶演出时，约有500人参加示威抗议动物表演；2012年，示威人数增加到了近1000人。今年10月，两名新野耍猴艺人在长沙车站北路耍猴时，被举报给长沙市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以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将他们驱离。
猴子阿丹死后，一手把它养大的鲍凤山陷入悲痛。为了不让哥哥伤心，弟弟鲍庆山将两只小猴放在自己家里。
10月14日，鲍庆山和鲍凤山找到新野县猕猴艺术协会，希望能找到一份在景区耍猴的工作。“阿丹是主角猴子，没了它，等于是断了演出的活路。”鲍庆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