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不同方式引评说援外：中国有“历史厚度”

　　从“救世主”到“新殖民者”，从嫉妒心作祟再到众多学者冷静客观分析，中国在非洲的一举一动极大地吸引着西方的关注。7月10日，中国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难免引起外媒重提中国援助方式及其争议。对于中国的“无条件”援助，有人觉得它平和，易接受，但也有人指责其为“流氓援助”;对于西方的“有条件”援助，有人认为目标很好，很高尚，但有时“傲慢”得让受援国难以承受。一名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中国援外效果明显，相比以往，西方的批评声已减弱很多。有德国学者认为，中西两种援助方式可以实现互补。

　　 援外，中国有“历史厚度”

　　2010年，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下一个帝国”的文章前言写道：整个非洲都在铺设新铁路、兴修新高速公路、挖深港口——规模前所未有，而且是由中国主导。接着，美国记者傅好文描述道：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一天早晨，我登上旅馆屋顶，想俯瞰城市面貌，发现一名英国建筑工头站在那里，而远处的港口是一战早期英国从德国人手中夺得的。那名英国工头问我：“你看到远处那些新出现的高楼大厦了吗？”他用手臂沿着海滨划了条弧线，声音中带有一丝嫉妒：“那是达累斯萨拉姆新城，大部分由中国建造。”

　　研究中非关系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曾说，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外援助。据经合组织等统计，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国共向21个国家提供了约14.5亿美元援助，接受援助最多的是越南、朝鲜、柬埔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加纳时首次提出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由此成为中国援外的一大特色。

　　与中国相比，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关切的目标，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例如，1995 年欧盟在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为第四个《洛美协定》的修改和补充所签署的新议定书中，把援助同受援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相挂钩。同样，美国的对外援助多数与受援国的人权以及区域安全问题挂钩，在美援经费运用上，有时直接编列观察或协助受援国选举的费用，而且常在受援国选举期间宣布给予或切断。

　　其实，在进入21世纪之前，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附加政治条件”问题上做法不同，但并未发生明显争执。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1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因不理解中国以发展中非合作项目带动非洲经济的新型援助方式，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西方媒体开始集中指责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有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末，因地缘政治、资源需求等因素，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发现”非洲，却惊愕地看到中国已经扎下坚实根基——正如本文开篇所描述的那种场景。

　　2006年10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公开批评中国在向非洲提供贷款时忽视当地人权和环境状况。同年，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访问非洲时将中国的外援与英国曾经的殖民行为相提并论。这种论调至今仍在西方有市场。今年5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道，“众所周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不附加任何人道主义条件”，“那些认为西方发展援助已经过时的人，为中国的战略欢呼鼓掌;但批评者称中国为遍布非洲的腐败、残暴政权撑腰。”

　　 “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

　　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曾说：“对外援助和外交、军事、宣传等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作为援助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一直以服从国家利益为目标。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欧洲复兴，成为对外援助的一个典范。此后，美国逐渐形成成熟的援助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不需要再和苏联争夺朋友，美国削减对外援助，90年代中期，美国援助总量下降甚至激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应。1997年，有非政府组织发起“Just 1%”活动，告知美国公众，美国国际援助并非如想的那样占联邦预算的10%至20%，而是不到1%。

　　日本也是实施对外援助较多的国家之一，2014年是日本启动政府开发援助(ODA)60周年。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对《环球时报》说，最初日本将ODA作为对亚洲国家进行战后赔偿、修复关系的重要一环，因此极少附加政治条件。在度过这一阶段后，日本ODA以密切与对象国政治联系，塑造加强日本正面形象为目的，同时帮助日企拓展市场。当下，日本正酝酿打破ODA“不能用于军事用途”的限制，使ODA进一步成为政治性乃至军事性的工具和筹码。

　　据“德国之声”报道，欧盟是全球发展援助项目最大出资方，全球约一半的发展援助项目由欧盟及其成员提供支持。德国官方资料显示，早在1961年，德国就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设立了发展援助部。当时法国等国则给一些缺乏透明度的专制国家发放援助资金，以维护前殖民地的忠诚。

　　但西方60多年来的对外援助效果并不被舆论肯定。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援外工程、项目荒废，造成受援国承受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些国际组织雇员、经济学家、媒体人因此指责美国故意让非洲、拉美国家陷入贫困。著有《糟糕的援助：为什么援助不起作用，非洲的出路在哪里》一书的赞比亚经济学家邓比萨·莫约写道：“西方对非援助在1970年到1998年间达到顶峰，同期非洲贫困率从11%上升至难以置信的66%。”她指出，补助贷款促使非洲政府作出草率的决定;资金缺乏监管，被政客吞噬;西方“对民主制的痴迷”也是有害的，因为在贫穷国家，民主政权发现难以在多党竞争及争权夺利中推行有利于经济的法令。“非洲也许需要可靠的商业伙伴，而不是傲慢的斥责”，她写道。

　　加纳《纪事报》今年初的一篇文章称，非洲同西方的发展伙伴关系已有半个世纪，而且还将持续，但这种关系没给非洲带来太大改变。种种问题抛向西方：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投入那么多钱，却没给非洲带来重大转变？非洲人想知道，如果没有西方传统捐助者，他们会不会过得更好？文章称，中国援助没有条件，并通常用于关乎民生的基础设施。所以，中国非但没被当做“新殖民主义者”，非中之间的“北京共识”更被认为远比另一种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有吸引力。在国际和外交上，外界对中国提出不少道德方面的问题，“关键是，非洲想要发展和增长”。

　　 两种援助方式能互补吗

　　刘鸿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借鉴西部大开发的经验，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改变单纯拨款、捐赠等援助方式，转而投资中非合作项目，以此推动非洲发展，使非洲国家经济在2000年至2012年间得到持续增长，这个成绩使西方逐渐认同了中国的援助方式，因此近年对中国援外方式的批评声音减弱许多。

　　或许正因为此，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中非网络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将中国的崛起称为“非洲非凡的成功故事”，并称该势头将持续下去。一些西方组织和人士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日本《外交学者》2013年9月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应借鉴中国的做法。文章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支持建设和重建项目，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变为以社会援助为主，最终带来副作用。而中国愿意对基础设施匮乏的国家施以援手，且不附加条件，结果是双赢的。

　　2010年，维基解密披露的一些文件让一些西方公众感到震惊，原来非洲国家政府对西方强调“进展”重于实际效果的援助项目感到厌倦。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文承认，中国在非洲以平衡美国和欧洲捐助者的角色出现，能创造“竞争”并给予非洲国家其他选择。

　　西方关注国际援助的社会型企业“Devex”网站报道说，许多年来，中国一直因其对非洲不带任何条件的投资驱动型援助而引起国际社会不安，尽管这样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但一些主流发展机构已经对中国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该网站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称，如今，即便是在西方工作的专家也认为，需要消除对中国官方援助的误解。

　　据香港《亚洲周刊》5月18日报道，美国皮尤中心日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被信任的程度大幅领先于欧美国家。正因中非互动这种新模式的出现，近年来诸如印度、韩国等国开始仿效中国模式，争取非洲的友谊。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项目经理布雷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几年前，西方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特别是针对非洲的援助批评声很大，但现在，西方的想法正在改变，认为北京在非洲的发展援助创造了一个务实的方式，对非洲发展有益。他认为，德国和中国在对外援助上，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合作，传统和新兴的援助方式可以互为补充。(陶短房 青木 王刚 邢晓婧 金点强 丁会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