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让社会组织释放出更多活力

广州 注册社会团体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今后在广州1元即可注册社会团体。酝酿已久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日前获得审议通过，该办法进一步放宽社会组织注册资金、登记场所、会员数量、业务范围、名称预审和备案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并且限制国家机关和财政供给事业单位参与发起成立社会组织，从严控制现职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组织中兼职。这预示着广州将全面深化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自治化和市场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管是转变政府职能，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作为基石。无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都强调要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较于全国，广东的社会组织建设起步比较早，早在2011年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明确规定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广东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申请成立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审查登记，同时进一步清除行业协会商会体制中的计划经济痕迹，积极推行“一业多会”。这些举措以“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单一化”为目标，通过减少政府对社会组织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极大地激发了我省社会组织的活力。以广州市为例，截至2013年底，全市共有社会组织5967个（含备案695个），实际登记数量比2012年增加了11%。

近年来，我省社会组织的数量、质量都有很大提升，但仍有一些问题束缚其进一步发展，比如“衙门化”问题。有此问题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被公众冠之以“二政府”的称呼。借用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的话来概括，它们“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假使社会组织“换面子不换里子”，甚至沦为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养老俱乐部”，搞活社会组织只会沦为空谈，政社分开的制度设计也会沦为空文。广州市此次出台的办法，目标正是对准了社会组织的“衙门化”现象，不仅要为社会组织进一步松绑，更要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无论是规定“八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还是“现职公务员禁入社会组织”，还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和内部信息披露机制”，抑或“允许同一行业成立多个协会”，目的都是为了掐断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的勾连，同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实现“去垄断化”。

“去行政化”是社会组织改革“最难啃的骨头”，但必须啃下去，因为只有实现“去行政化”，才能激发出更多社会组织的活力，才能让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真正有意义。倘若让“二政府”去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和权力，势必与政府机关毫无二致，而这样“放权”不仅违背公众的期望，同时也偏离改革的方向。由此不难看出，加快社会组织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关键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一方面，政府要扮演好培育者的角色，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为社会组织创设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并且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它们；另一方面，政府要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对弄虚作假的社会组织要进行行政处罚，对不合格的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要建立退出机制，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社会组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组织改革的目的，就是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这要求政府既要向社会组织大胆放权，同时也要创新和加强审批后的日常监督，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使之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效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