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在此伏法

日本华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在此伏法

——广州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概述

来源：人民法院报

在广东省档案馆，记者查阅到了一些抗战文献：广东高等法院的《日本战犯审判记录》《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工作报告书》《日本战犯审判报告》，以及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著的《广东受降纪述》。发黄的草纸，工整的毛笔字，文雅的文言，让人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记录者的严谨、细致。这些珍贵的文献，揭开了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奔走相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另一项工作——审判日本战犯，并在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广州即是其中的一个。

《广东受降纪述》在“处置战争战犯”一章中开宗明义：“胜利终于属于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吾人实有满腔悲愤满腹冤仇待湔雪，虽然吾人绝非狭隘之报复主义者，然环顾周围满目苍夷遍地荆莽，更回顾过去漫长岁月中敌人所予之痛苦生活，则吾人对战争罪犯实必须予以应得之惩罚。”

据记载，当年12月间，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成立了战犯调查组，拟定了辖区内日本战争罪犯的调查计划，并划定了调查地区分令各机关部队按计划实施。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广州军事法庭），在广州市广卫路4号设立，从此拉开了审判华南地区及越南的日、德、意法西斯战犯的序幕。1947年1月，广州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该庭也随之改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据当时在广东高等法院掌管人事管理的工作人员黄汉纲回忆，广州军事法庭是由当时的广东省高等法院、广东省高等法院检察处、行营三个单位抽调出工作人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审判战犯特别法庭。军事法庭运营期间，工作人员参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各司其职，审判战犯工作结束后，所有人员又回到原来的单位继续工作。

据悉，军事法庭内设审判庭、检察处、书记处三个部门。审判庭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一人、军法审判官四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检察处由主任检察官一人、检察官一人组成，负责侦查及决定是否起诉。书记处由主任书记官一人、书记官若干人及翻译、副官等人员组成，负责审讯记录、编案、传票、行政事务等工作。

其时，广东高等法院庭长刘贤年出任广州军事法庭庭长、审判官，广东高等法院主任书记官黄炎球担任主任书记官，主任检察官则由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的检察官蔡丽金担任。

艰难的调查取证

据统计，华南受降的日军近10万人，在日军被遣返之前最大限度地完成征集调查罪证任务，成了当务之急。

《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工作报告书》记载：“调查工作遇到种种困难。主要原因有：1.沦陷区人民迁徙频仍，当时被害之人恒多他适。2.人民习惯每易善忘，时过境迁，恒不愿举报。3.被害地区辽阔，各处交通不便，难以普查。4.调查旅费浩繁，表结用纸亦多，各地方法院限于经费，颇难措办。”

报告说：“本院为排除以上各项困难起见，当谋一普遍策动之方。一面分函省政府、省党部、省青年团、省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通令各市县政府、各市县党部、各市县青年团、各市县临时参议会同时策动，协力调查。一面通令各地方法院检察官与各该县机关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并令各地方法院转令各区乡镇公所暨各保甲长等负责举报。必要时检察官亲往受害较巨之各区乡村庄，实地劝导，调查具报。至调查费用，准其据实列报，另造预算，呈请核发。”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当年调查取证工作的艰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开启审判后，为了广泛搜集证据，东京审判罪行调查组回国，1946年5月11日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督促各地法庭搜集证据。为此，南京国防部派出战犯罪行调查督导组，分赴各地进行指导。

调查组的指导，给各地法庭很大的帮助。东京审判体现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对日本侵略者的集体审判，既有国际法的高度，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审判人员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调查取证的水平。

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工作报告称：“1945年底，南京部派专员毕乃蹇来广州督导，指示各地检察机构搜集日军证据。工作展开后，到1946年3月，各地调查所得表结汇总共12批，14567件。各地法院直接呈报南京的证据，计5285件。”

到1947年12月31日，广州军事法庭共计拘留战犯近千人。

庄严审判一雪国耻

广州军事法庭审理的第一案，是驻汕头日军宪兵杀害国民党军队情报人员案。

1945年7月，汕头日本宪兵吉川悟保、黑木正司等，捕获国民党军186师驻汕头情报主任郭伟杰及属下11人，并将12人杀害于汕头机场。

在法庭上，吉川、黒木等承认了罪行。但汕头宪兵中队长松永平司大尉拒不认罪，声称他当时在广州开会，回来后才得知此事，所以不能承担责任。但同案犯证实：松永早已掌握了郭伟杰等在汕头从事情报工作的线索，指示部下相机行动，所以松永作为宪兵主官，应负首要责任。

据此，广州军事法庭于6月12日宣判，将松永、吉川、黑木3人判处死刑。

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还有田中久一中将、近藤新八中将、平野仪一少将等日军高级将领，以及一批日军特务和宪兵。

一些日本军人制造的民事犯罪，也受到了审判。据广州《中山日报》1946年8月10日报道，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曾审判一起日本军人窝藏中国儿童案。日军富田部队大尉副官川久保龟吉及属下6名士兵1944年9月在开平掳掠中国儿童陈国兴、吴东明、何志强3人，强迫其充当厨役。

日本投降后，日军乘车开赴集中营，川久保等将三小童藏匿车上。途中，因车子撞上一手推车，警察上前排解时，发现车上木箱中藏匿中国儿童，即将日军7人及儿童一起归案。1946年12月5日，法庭宣判：川久保等4人以强迫人民当夫役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余3人宣判无罪。

广州军事法庭成了见证广东军民一雪八年屈辱的地方。

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日本战犯审判记录》、《日本战犯审判报告》、《广东受降纪述》。

（责任编辑：杜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