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是本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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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春秋

        □刘绪源  资深媒体人

        2014年4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彼得·芬恩的长文，以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的100多份档案为依据，揭露了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利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往事。很快，在4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康慨的文章《美国特务机关曾将〈日瓦戈医生〉用做颠覆苏联的工具》，转述了这批材料。

        国内读者能读到《华盛顿邮报》的不多，《中华读书报》则读者不少，而且康文又经网络一转再转，所以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仔细观察周围对这类消息感兴趣的朋友，发现此中凡喜欢《日瓦戈医生》者，心情大抵复杂，总觉有点理亏似的；不喜欢这小说的，则有几分幸灾乐祸；而平时思想激烈，牢骚满腹，常发“今不如昔”之叹，偏偏又爱唱红歌、爱说“青春无悔”的人，这时最为起劲，有的甚至大骂小说的作者、译者和中文出版者，巴不得给他们上纲上线，戴上一顶政治帽子。此事令我深深警觉。我发现，虽然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人的思想已经变而又变，但过去那种非此即彼，那种凡对方反对我们就拥护、凡对方拥挤我们就反对的简单思维，仍深埋在人的心底，一有触机，就突显出来。所以，只要有一定条件，所谓“倒退”和“回潮”，并非那么困难，更不是全无可能。

        是不是美国“中情局”利用过的书，就一定是坏书，是要不得的书，是该禁该毁的书呢？在冷战已经结束那么多年的今天，还持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些可笑的。这是把自己放在了冷战的某一方，认定这一方代表正义，而坚持正义就是爱国。但事实上，中情局的目的是搞垮苏联，就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中苏之间的论战已经或即将开始，“反帝反修”很快就成为一个并列的口号了，再过十几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变成了“主要敌人”。冷战的历史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不研究这复杂性，只像看足球比赛似的认定一方是我方，于是摇旗呐喊，要捍卫要斗争，这在政治上不说是糊涂，至少也是极其幼稚。我和这些“青春无悔”的朋友可说是同龄人，我对年轻时曾有过的幼稚和糊涂，常会夜半扪心，羞惭不已，我很不明白这些人的思维怎么就能几十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