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发表社论，题为：投资亚洲的未来

　　10月27日，《联合早报》就新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发表社论，题为《投资亚洲的未来》，全文如下：

　　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涵盖东亚、南亚、中亚及东南亚的国家，10月24日在北京签署备忘录，同意筹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约1276亿新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中国曾表示可出资50%。毫无疑问，亚投行的筹建有着多重的经济、人道以及地缘政治意义，谓其为另一重大历史发展趋势的象征，并不过誉。

　　亚洲一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地区，至今有60%的人类在这里生活。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亚洲在欧洲工业革命前，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高达60%。经历了约200年的下降，亚洲GDP的全球占比正逐步回升，在2050年将达到52%。届时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也将达到4万美元，相当于今天欧洲的水准。换句话说，亚洲的未来发展前景，不但具备了巨大的潜力，其改善人类整体生活水准的结果，也将有非凡的人道意义。

　　要实现这一愿景，亚洲地区接下来需要数额庞大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同样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从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共需要8万亿美元，其中68%用于添加新的基础建设、32%用于更新既有的设备，领域包括了能源、通信、交通、食水与污水处理等。这相当于每年平均需要7300亿美元的资金。资金来源有多方面，例如各国的公共财政、跨国开发银行、商业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主权基金等等。亚投行的筹建，正呼应了这一历史大势。

　　毋庸讳言，亚投行的出现，反映的不光是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亚洲倾斜的发展趋势；更是中国崛起，重新确立其世界地位的另一迹象。相对于欧美的经济现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难免会让既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感到不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所建立的。虽然这一体系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和所代表的利益，毋宁还是西方的。

　　因此，亚投行的出现，自然容易被视为是对既有体系的挑战；而且如果目前的经济重心东移的大势不变，将有可能最终颠覆乃至取代西方中心的现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西方阵营国家缺席亚投行；中国财政部强调将不会在亚投行“一股独大”，并形容亚投行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互补而非竞争”，均印证上述零和心理的普遍性。

　　但是，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和转变趋向或许不容否认，它却并不该是看待亚投行的唯一视角。与亚投行的地区性不同，IMF和世行的业务及任务是全球性的。非洲和南美洲同样需要资金发展。就这一点，亚投行确实可以扮演互补角色，满足亚洲地区的资金需求，让IMF和世行能够腾出手来，专注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需要。而且，亚投行若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不但将让更多的人口脱贫，也可以加速亚洲中产阶级的壮大，为亚洲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创造巨大的消费市场。

　　亚投行还处于筹建阶段，未来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同IMF、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互动关系。鉴于亚洲地区至今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需要，亚投行确实是应运而生。

　　作为筹建国之一，新加坡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无疑可以为投资我们所属的亚洲的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