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新闻中心劫持人质案嫌犯获释后自尽

　　陶双龙死了。如果不是因为4月8日下午他在昆明市新闻中心门口持刀劫持了一名女子，这个30岁的会泽男人不会被太多人知晓。当事件被警方化解后，陶双龙被刑事拘留。后来，他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被批捕，在西山区看守所里待了一个月后，他被释放。

　　令家人猝不及防的是，陶双龙刚重获自由不久，又一次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家人再次得知他的消息时，已是10天之后——他离开的第二天，有人发现了他的遗体，挂在盘龙江边的一棵树上。

　　早年辍学、恋爱失败、被骗入黑砖窑等经历，随着他生命的结束，一起归于尘土。

　　 内向者的暴走

　　李正仙不相信电视上那个持刀劫持女子的人是自家的儿子。在她印象中，陶双龙温顺、内向，甚至有些懦弱。

　　陶双龙在昆明市新闻中心门口，把一把菜刀架在一名女子的脖子上时，61岁的陶友昌正在200多公里外的会泽县者海镇卫生院住院。多年来，由于高血压、心律不齐、脑梗等疾病，贫穷的陶友昌每年都要在卫生院住上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

　　“快看电视，有人劫持人质！”病友一边指着电视，一边告诉陶友昌。

　　陶友昌凑近电视看：“啊，这人怎么那么像我们家双龙？”他没有大声喊起来，虽然好久没见儿子，可陶友昌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所谓的“像”，更多是他不敢相信罢了。

　　在者海镇陶家村，陶友昌和妻子李正仙养育了3女2男共5个孩子。老大和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老四和老五是龙凤胎。陶友昌将老四、老五分别取名“双龙”、“双凤”，希望他们成龙成凤，“双龙只比双凤大两分钟。”

　　新闻刚播完，陶友昌赶紧打电话给在昆明打工的二女儿和大儿子，让他们确认一下“刚才电视里放的是不是老四”。

　　与此同时，在15公里外的陶家村，陶友昌的侄儿陶兴荣也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新闻，告诉给了正在苞米地做活计的李正仙。当时，这个刚出院不久的农妇正在地里干活。她一只手拄着膝盖，另一只手弯腰拔包谷苗，每隔几分钟，她就要坐在田埂上休息一阵。

　　李正仙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老伴陶友昌一样，时不时也要住院治疗。经常是两个人轮着住院，遇到身体都不好的时候，家里的活计只能托付给侄儿陶兴荣。因为常年看病，老两口至今身背7万多元债务，家里仅有的两三亩地也只能种一半荒一半。

　　因为没亲眼见到，李正仙不相信自家老四有什么事。在她眼里，陶双龙一直是个乖孩子，温顺、内向，甚至有些懦弱，小时候常被人欺负，“他怎么有那胆子？”

　　在陶家村，陶友昌和李正仙夫妇是典型的老好人，他们安守本分，从不得罪人，哪怕平日里吃了点亏，也是忍气吞声。5个孩子耳濡目染父母的处事方式，性格也都是老实温顺，而老四陶双龙的性格，尤为内向。

　　在村里人的印象中，陶双龙小时候很少和同龄人一起玩，大多时候一个人躲在家里。令他们印象深刻的只有一次——在学校表演节目时，陶双龙演得特别卖力，让父母、老师、同学等人大为吃惊，人们认为这孩子有表演天分。

　　那是小学四年级，陶双龙单独扮演济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卖力地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引得围观者大笑。因为演得传神，他获得了那次比赛的第一名，会泽县里的老师还专门和他合了张影。“现在想想，当时他之所以忘我地表演，很可能是平日压力大，通过表演来释放。”不少受访者这样认为。

　　但是，因为成绩差，又受困于贫穷，读完小学四年级后，陶双龙便辍学了。那次小学文艺表演，成了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光辉时刻。

　　 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陶双龙身上发生过三件事：被人骗进黑砖厂打工、家里宴席上遭人挑衅、失恋。家人认为，第三件事对他打击最大。

　　事情在天黑后得到证实。老二从昆明打来电话说，电视上那个挟持人质的人，就是陶双龙。

　　镇卫生院里的陶友昌顿时焦躁起来，血压升高；李正仙陷进家里的破旧沙发里，手拄着膝盖上巴掌大的补丁，老泪横流。

　　19岁时，看着兄弟姐妹们纷纷外出打工，陶双龙也按捺不住，只身偷偷去了曲靖。经大姐夫介绍，他在一家洗车场干了半年。过年回家时，专门拿了400元钱给父母。

　　过完年后，大哥带他来了昆明，给他介绍了一份更轻松的职业——在世博园当保安。此后的日子，陶双龙极少回家，也很少和兄弟姐妹联系。家人只知道他喜欢看影碟，会抽烟喝酒，其他一无所知。偶尔见面时，家人发现“双龙有些不正常，说话没有逻辑”。

　　之后几年，在陶双龙身上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当保安一两年后。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陶友昌也是事后听儿子断断续续说的。“有一天在外边吃午饭时，熟人介绍他去做赚钱的事，他相信了，就跟着去了。”陶友昌说，“走到半路时，他被人蒙住头上了一辆车，车开了几个小时，他被带进一个黑砖厂。”

　　陶双龙在黑砖厂待了两年时间。“他说自己起早贪黑干活，还经常被人打。后来，别人见他老实，对他稍微放松了警惕，不过还是有人跟着。”陶友昌说，“有一次，他推着推车去倒垃圾，监视他的两个人看他太可怜，就让双龙把他们绑起来，让他跑。双龙跑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个村子。他想打个电话，但是身上又没钱，别人不让他打。幸好，他在垃圾堆里找吃的时候捡到一块钱。靠这一块钱，他给在昆明的二姐打了电话。”

　　第二件事发生在五六年前，当时，陶双龙的奶奶去世，陶双龙回家奔丧。出殡前一天，家里请客吃饭。“有几个人故意找事，硬说我买的烟是假烟。我没说什么，双龙却急了，提着砍刀就要去砍人家。”陶友昌记得，他赶紧拉着老四，劝他不要这样，忍一忍就过去了。“双龙一下子大哭起来，还不停地责备我和他妈，为什么将他生得那么懦弱。我和他妈只有劝他不要担心，再长大点就好了。”

　　陶友昌记得，那天夜里，陶双龙哭了整晚，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那是儿子平生第一次向他表达不满。

　　至于第三件事，陶友昌是听几个子女说的，是真是假不得而知。“那应该是双龙从黑砖厂出来，又去昆明做保安的时候。听说他交了一个四川的女朋友，是个大学生。女娃娃家里比较穷，双龙一直供着她上学，可人家毕业后就回老家了，把双龙一个人留在昆明。”

　　陶友昌认为，这件事对儿子的打击很大，“超过黑砖厂那次”。

　　 “发疯”

　　村里很多人见到，陶双龙戴顶保安帽子，穿着军大衣，手拿刀和木棍，逢人便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一切的压力，在2010年陶双龙回会泽看望生病的父亲陶友昌时突然爆发，没有一点征兆。

　　那一年的某日，年近六旬的陶友昌不小心从牛车上摔了下来，身上多处骨折。那几天，李正仙正和远嫁河南的老五双凤在北京玩，家里只有陶友昌一人。无奈，陶友昌只能挨个给孩子们打电话，打了一圈，只把双龙喊了回来。

　　第二天，拿着1万元工资，陶双龙赶到了者海镇卫生院。

　　回家后，陶双龙变了一个人。他戴着顶保安帽子，穿着军大衣，一只手拿着水果刀，另一只手拿木棍，站在家门口，嘴里喊着父亲的名字，用棍子打门，用脚踢门。这还不算，他还在村口大喊，逢人便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村里很多人见到了这一幕，包括堂哥陶兴荣。陶兴荣赶紧上前劝阻，又给刚赶回家不久的李正仙打电话。“当时他眼睛翻白，我一靠近，他就用刀放在自己脖子上，说什么他都不听。”陶兴荣回忆。

　　待李正仙回来，看到儿子发疯似的乱跑，她也六神无主，赶紧叫了个道士来“施法”，无济于事。李正仙没法，只能拉着儿子劝他“不要这样，乖乖的，不然外边人会笑话的”。

　　折腾了几个小时，天黑后，陶双龙正常了。当李正仙问他白天发生的事情，他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告诉母亲，自己有轻度的精神分裂症，看过医生。

　　李正仙隐约觉得，儿子的病以后还会犯，她下决心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双龙还没有娶媳妇，大儿子又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我和老伴还指望着双龙养老呢。”于是，当天夜里，她跑遍了村子，恳求见到此事的乡邻们帮忙保守秘密。

　　次日凌晨，陶双龙起身，准备回昆明。李正仙送儿子到坐车的地方，一路上，陶双龙不停地安慰母亲：“没事，村里找不到（媳妇），我从城里给你领一个回来。”

　　这是陶友昌夫妇俩唯一一次见到儿子的“不正常”。

　　劫持案发生后，在警方给陶双龙做的笔录中，他提到，自己在2013年11月回过一次家。但那次他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先去找了个熟人，让人家帮忙到家里问父亲“想不想他”，然后才进屋。但回到家里后，他与父亲又吵了一架，第二天便走了。后来，哥哥、姐姐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在当保安，让家人放心。

　　事发前几日，陶双龙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在马街抱了一块石头把火车顶翻，被通缉了”。陶友昌不相信，问他：“抱个石头怎么可能把火车顶翻？”在这通简短的电话里，陶双龙并没有和父亲争辩什么。

　　4月8日，劫持案发生了。

　　 鉴定：精神分裂症

　　因劫持事件被拘捕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检测了他的状态，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5月12日，他被释放。

　　陶双龙被拘留后，陶友昌让几个孩子带上700块钱去看守所看看他，“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

　　一晃到了5月12日，刚出院的陶友昌接到二女儿的电话，说双龙马上就要被放出来了。陶友昌正纳闷，女儿跟他解释：“爸，双龙有精神病，警察说他不用坐牢。”这时，陶友昌和妻子才想起儿子在家“发疯”的往事。

　　案发后，西山区检察院介入此案时发现，陶双龙向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例如问及他的家人，他随口就说“父亲死了”。

　　“我们讯问的时候，发现陶双龙的表达和思维虽然比较连贯，但讲的事情匪夷所思。”检察官杜琼仙发现这个情况后，便刻意避谈案子，与陶双龙进行简单的交流，试着问他家里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遗传病。即便这样，陶双龙还是东拉西扯，言语荒诞。

　　在检方的建议下，西山公安分局委托鉴定机构，对陶双龙进行精神病学鉴定。

　　“虽然意识清楚，对答切题，但鉴定的过程中，检出大量的言语性幻听、关系性妄想及被害妄想性体验。”鉴定人员得知，陶双龙“三四年前就觉得不安全，觉得自己渺小，会恐惧”，只有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坐着，才有安全感。即便看见别人打架，他也会害怕。

　　对于4月8日新闻中心的劫持事件，陶双龙也不避讳。他说，自己当天坐在公交车上，听见有声音说他是“通缉犯”，觉得“所有人都要来害我”……莫名的恐惧之余，他喝了些酒壮胆，又买了把刀，去了新闻中心。

　　最终，鉴定意见认为陶双龙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作案时行为受到言语性幻听、关系性妄想及被害妄想的影响，无刑事责任能力”。5月12日，检方作出了不批捕的决定。

　　当天晚上9点半，陶双龙被二姐和大哥从看守所接了出来。“看着他挺正常，他只说自己在看守所没吃到好的，让我们请他吃一顿好的。”陶双龙的二姐回忆。

　　久违了的姐弟三人坐在一起，饱饱地吃了顿饭。期间，二姐塞给陶双龙100元钱，可他不要；哥哥给了他两包烟，他接了。

　　吃完饭，三人准备离开。哥哥去开车，二姐给家里打电话，告知一切安好。但是，就在这个当口，陶双龙跑了。

　　 再次失踪，死亡

　　5月13日，一名环卫工人在盘龙江边的一棵树上，发现一具吊挂的遗体。家人证实，那就是陶双龙。

　　家人心急如焚，当天晚上便报了警，又四处寻找，可陶双龙始终没有消息。

　　直到5月23日，陶友昌突然接到村委会电话，说昆明警方5月13日的清晨在盘龙江边发现一具尸体，“长得很像双龙”，让他赶紧去辨认。

　　5月13日，正是陶双龙失踪的次日。那天清晨，天还未亮，在盘龙江边打扫的一名环卫工人隐约发现，江边的树上吊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她不敢贸然接近，等天色亮起来，她才看清：吊在树上的是一个人！她马上报警。

　　在医院太平间，陶友昌确认了遗体——这就是多年未见的老四。医生告诉他，陶双龙很有可能是上吊自杀。但最终的死因，还有待警方确认。

　　5月24日，家人凑了7000多元钱，火化了陶双龙的遗体。第二天，他们将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

　　5月26日，陶双龙的骨灰葬进了离陶家村几公里远的陶家林——一个遍地青松的山头。一个由松枝和泥土堆积成的简易坟茔，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陶家人没有选择把骨灰葬进祖坟，一是因为“年轻人死后葬在祖坟不吉利”，二是儿女们不想让老两口随时看到坟茔，继而想到老四。

　　离开会泽县城，向东南行驶40公里，便是者海镇。再沿一条高低起伏的山路到陶家村，找到一组，就能看到陶双龙家灰泥外墙的两间瓦房。和村里其他贴着瓷砖的二层楼房相比，陶家显得有些破败。阴冷的两间小屋里，一间搁着破陋的煤气灶和锅碗，另一间堆满杂乱的什物，去年过年时大儿子带回来的14寸电视，是家里唯一的电器。

　　儿子走了，陶友昌开始担心以后的生活，“老了，谁来养呢？”他时常嘀咕。

　　年轻时，陶友昌自学了理发的手艺，逢街天时，他会在自家门口帮人理发，剃光头2元，推平头4元，“每天也能理个七八个。”但要靠这点钱偿还债务和养活自己，完全是杯水车薪。

　　陶友昌会拉二胡，年前，镇上乐队的人在他门前挂了个牌子，让他主动联系村里的红白喜事。如果有人联系，到时他不仅可以参与，而且还可以分点钱。不过，到现在也还没生意。

　　为了让陶家人日子好过些，村委会想让陶友昌承包村里的菜市场，每年交1万元，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可他不敢做。“万一人家不交（摊位费）给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强要吧！”他的性格还是那么老实。

　　饭点到了，李正仙开始生火做饭，陶友昌在一旁抽着水烟筒。老两口的日子，又回归到十年前的孤寂之中。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