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真人秀遭观众质疑：真情流露还是作秀？(图)
周末晚上打开电视，乌泱泱扑面而来的各种明星真人秀看得人眼花缭乱。
接下来的一组数字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去年11月，湖南卫视的明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冠名权卖出3.1亿，成为中国最贵的娱乐节目，比第一季的2800万冠名费贵了十倍有余；除独家冠名费外，还有三家特约播出的广告费总计达到了1.7亿元，网络冠名也卖出6600万元，此外，这类户外真人秀节目中还可以给产品提供很多植入的机会；收视分析显示，占《爸爸去哪儿》三分之二的核心观众是：女性、青年和高知，年龄段也是广告商最乐于见到的25岁至34岁高消费群体；最后，这档节目的美誉度高达89%，节目中偏远的录制地很快成了热门旅游景点。
众目睽睽，明星真人秀是名利双收的好生意。于是，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出乎意料的热播时，各卫视乃至央视已经蜂拥而上，火速筹策明星真人秀节目。据业内人士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24档明星真人秀备案，当然，它们在今年呈现井喷之势。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档节目的巨大成功是否意味着明星+真人秀的节目模式对观众具有绝对吸引力？今年越来越多的一线明星，甚至文化名流都加入真人秀行列，与此同时，观众的质疑声也随之而起，人们想知道，明星们这一次集体卖力演出究竟虚实几何？
明星秀出几分真？
深夜，易中天在下榻酒店的传真机上收到了一份死亡名单，名单上的253个人都姓“易”，死亡时间是在同一天，1939年9月23日，其中，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才1岁。名单上手写的一行字：易家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你祖父这支活了下来。易中天仔细地看完名单，愣了一会儿神，拿起电话……荧屏上的这一幕不是一部悬疑剧的开始，这是央视每周一晚正在播出的一档明星真人秀节目《客从何处来》第一期开场，历史学者易中天也不是在表演，他是真的震惊了。编导王映潼对易中天说，“答案在营田，你来就知道了。”带着好奇，易中天随节目组踏上寻根之旅，这一去，便一直追寻到了500年前，找到了他的十八代祖宗。
去年，央视希望推出一些类型创新并与CCTV-1整体定位相吻合的节目。制片人李伦带领一班来自《东方时空》、《社会记录》、《看见》的新闻团队制作了《客从何处来》。这档节目介于纪录片与真人秀之间，帮名人寻根问祖，名人签署保密协议，给节目组一个调查授权，节目组进入调查阶段后嘉宾甚至不能再向亲友打听任何关于家史的信息，调查结束后，他将随节目组踏上寻根之旅，除易中天外，参与节目的还有主持人阿丘、明星曾宝仪、陈冲，收藏家马未都。
节目非常吸引人，名人的家史像一部悬疑片一样抽丝剥茧般在观众面前同时展开，一度，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易中天的祖父一脉可能是出卖亲族的汉奸才得以逃生时，易中天的表情强作镇静，却难掩五味杂陈。制片人李伦坦言，家族寻根节目并不是创新，以往很多电视台以演播室、传记片的形式做过，都不算成功。《客从何处来》的优势是引入了明星+真人秀的形式，但最重要的看点仍然是真实。节目播出后收视率与口碑双收，编导王映潼却在反思，第一场为了突出悬念拍得太像戏了，不少人问她，“是易中天配合演出来的吗？”“易老师肯定不干的，”她解释说，“这就是他收到名单后的真实流露，情绪很投入。真人秀对于我们的最大挑战在于捕捉，很多时候，嘉宾的反应和兴趣点与我们的预设完全不同，但人的反应只有一次，不会重来。”
真人秀最重要的制作理念是人的真实状态，但在大众的观念里，那些被过度包装和商业训练的明星、名人惯于表演，无论从“真实”还是“真诚”的角度，他们都是最不具备可信性的。“所以，明星真人秀的核心问题是‘明星的个性’，能否通过情景驱动、面临抉择、解决问题的过程令明星显露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比如《爸爸去哪儿》，让观众看到明星与孩子相处交流的一面，孩子的反应是特别真实的，自然激发父亲们褪去包装的直接反应。当然，如果设置的情景没能激发明星展现出他们的真实性格，或者明星刻意掩饰，观众也很容易看出‘假’来。”江苏卫视制片人王正良分析说。王正良制作的《花样年华2》和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两档明星真人秀节目同档播出，王正良坦承，《花样年华2》只是一次试水演练，不如竞争对手成熟。因为《花样年华2》本质上还是户外综艺节目，把五位90后少女明星带到偏远的贵州农村，给她们安排任务，通过劳动挣工分自给自足，这其实更像是一个游戏，对主人公的驱动力和压迫感不那么强。“这样做的缺点是，任务设置不足以激发释放她们的个性；好处是，对节目的把控和预判更强些。”
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是时下几档娱乐性明星真人秀节目中制作水平最高的。两位少年带五位年龄差十岁的姐姐到欧洲穷游，出发前，他们素不相识。规则设定好，节目组只是跟拍、采访，不从旁协助，一切问题都要靠明星自己解决，一路上电视台工作人员就像空气一样，甚至不能和明星们说话。七个彼此陌生的普通人结伴去旅行，期间会发生的矛盾冲突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情景规则下，明星们的穷游之旅完全不需要节目组再人为制造剧情冲突了。仅个性的差异就足以引发很多误解与矛盾，更何况，这些一向身边随行一群工作人员的明星们，几乎就是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特殊人种，情急之下，他们的性格缺陷越想掩饰暴露得越快。第一期节目后，张翰被指责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少爷病，许晴做作、散漫、傲娇，话不太多的李菲儿“没存在感”，迷迷糊糊的华晨宇拖集体后腿……
一行人磕磕绊绊地上路，状况不断，表面维持和气，但心底的情绪还是难以完全掩饰，很快就被观众发现了。最年长的郑佩佩十分欣赏刘涛的周到、干练，一次被要求给几位“驴友”打分，她给刘涛打100分，给许晴打50分，可以想见，两人的差异很大。后来，许晴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她与刘涛的关系，“我们和气不合拍……这个舞台可能有些人觉得需要展现他们的一些能力，所以我就让给大家去展现吧！”在另外的采访里，许晴又提到她对真人秀的见解是，真实最重要，她也可以把自己扮演成“真善美”，但觉得没必要，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如此种种还有许多，交织在七个人之间的关系里足够观众玩味，比起以往选秀节目里总是刻意激起争议、矛盾的毒蛇评委，和两眼泪汪汪的煽情选手，明星真人秀里这种面和心不和，话里话外意在不言中的小感觉，有意无意流露出蛛丝马迹的意见矛盾更符合中国人的个性，因而显得特别真实。
注定的大团圆结局
选好了主人公，设计好情景规则，便不需要再人为制造矛盾，一切顺其自然地拍就能像一部电视剧一样，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处处有看点吸引观众？当然不是，节目最后的主创字幕里，有“编剧”一职，凭位置推断，重要性仅排在总导演之后。拍摄素材需要选择、剪辑、组合，配音，这是一个编辑过程，然而取舍之间的主观意图感很强，是否会让“真人秀”的真大打折扣呢？
《花儿与少年》播出后，华晨宇在一次采访中流露出些许不满，他直言，后期剪辑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一个人的形象，如果节目组需要把一个阳光开朗的人变成阴郁的也可以，只要多选些这样的镜头再配上画外音，就这么简单。总导演廖珂坦承这是存在的，他说：“节目的制作理念肯定是无限接近真实，但这里有个视角问题。明星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结论，而现场导演和看完全部素材的编剧有比他们更全面的视角，最终呈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视角，就是身为总导演的我对这次旅行的感觉，我所看到的全貌。当然，观众还会有他们的视角和理解。”
虽然节目组往往不愿承认，但事实上，他们都会有意识地保护明星形象。《客从何处来》的制片人李伦介绍在调查家史之前非常重要的是与嘉宾签署保密协议，但他又始终避讳透露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尤其是，是否有名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的条款。节目里，虽然让易中天揪心了一把，但很快证实，得以在易氏一夜灭门前逃难的祖父辈并非汉奸，而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二爷爷因为懂军事，通过分析形势果断决定，才得以在日军大轰炸前两小时带全家人逃难。
另一期就更险了，主持人阿丘心中不安的是，自己的外公、外婆死于马来西亚，据说是当了叛徒，被人处死。阿丘曾向母亲问起过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老人始终不愿提及，因此，他也担心，重提此事会伤害到母亲的感情。阿丘是幸运的，他随节目组到马来西亚，证实外公外婆是因时局动荡而遭滥杀的无辜华工。
荣耀，大家都愿意去分享，但对复杂和尴尬的事，是不是他们也愿意分享？尤其是名人与明星？制片人李伦说，“阿丘是很有勇气的，他知道可能非常不好，但他一直想弄清楚。”是否也曾有明星因为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而拒绝播出？李伦绕开了这个话题，他说，“比较幸运的是，没有嘉宾提出过这个问题。”
《客从何处来》的五位嘉宾是从50个名人筛选出来的，所谓筛选，其实是一个不断受挫、被拒绝的过程。这些备选对象都是通过朋友关系联络的，因为节目类型比较新，如果只是商业关系希望更渺茫。“节目模式决定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信任的，要调查人家的隐私，还是个背靠背的过程，他授权后就完全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了。”李伦说。
《花儿与少年》播出过半，就像一部开场狗血的家庭伦理剧注定会走向大团圆结局一样，随着旅行的进程，因个性差异而冲突不断的七位明星关系越来越融洽，成了互助互爱的好朋友。他们都承认，旅行对每个人的改变很多，虽然很多事在普通观众听来更像笑话，但明星们很真诚。比如张翰和许晴各自说，现在出门都会自己拎行李了！让身边的助理大吃一惊。当明星们自我感觉逐渐良好，不再慌乱，和睦如一家人时，从导演组的视角看，才是冲突的真正开始，这是一个卸下伪饰逐渐逼近真实的过程。
“越到后期冲突越明显，一方面是因为朝夕相处大家变熟悉了，越熟悉就会对自己的脾气不加掩饰；另一方面，后期大家都很疲惫，在精神崩溃的临界点本我性格大爆发了。”导演廖珂透露。但不管怎样，明星们愿意参与《花儿与少年》，就意味着他们有一点深信不疑，或许会有争议，但湖南卫视绝对有丰富、完善的制作经验，可以保全他们的形象不被污染，他们的人气极速飞升，一如《爸爸去哪儿》之于五对明星父子父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