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墓铭文砖 首次现“广州”
陶灶（东汉）
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原件）
东汉陶船（复制品原件被上调国家博物馆）
大洋网讯 镇海楼《广州历史陈列》预展将于2月1日起正式开展，固定展出文物共933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多达55件（套），许多展品为首次公开。近千件广州历史文物，按照新石器时代、秦汉、唐宋、明清到近代清晰排列，细说2000多年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广州日报记者专访多位广州文史专家，独家解读镇海楼的文物密码。
展出陶器体现
先民生活百态
展场文物中，记者特别注意到数十件造型特别的南越国与两汉时期陶器。广州知名历史学者程存洁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这批陶器涉及建筑、生产交通用具、百姓生活娱乐、海上贸易等多方面的模型，内容涉及我国古代经济史、科技史、建筑史、海外贸易史等。这批文物是反映汉代广州灿烂文明的重要见证，体现了两千多年前广州的风土民情和生活百态。”
陶城堡（东汉1956年广州出土）：反映了当时东汉时期岭南地区豪强地主拥有家兵的情况。陶城堡呈方形结构，高墙围绕，四角都设一处角楼，可观察敌情。位于中轴线上的两座城楼也有瞭望功能，人们通过堡内一条固定的楼梯上下。前后门各有两名手持斧头和大刀的卫兵把守。
值得注意的是，陶屋是岭南地区汉越文化融合的见证物。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包括干栏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和陶城堡等类型，其建筑形制和装饰体现着中原文化对岭南建筑的影响，同时融入岭南地区特色。
陶灶 (东汉1956年广州出土)：灶上置二釜一锅，两壁间各附三口水缸，可利用灶堂热力温水。此灶形制设计合理，是汉代岭南人注重环保，对热能充分利用的最好例证。
陶井（东汉1957年广州出土）：是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陶井模型，井栏四角上立四根圆柱搭建井亭，其上有四坡式顶立一凤鸟的亭盖，以保护水源清洁。南方多雨，在井栏上加盖井亭以防止井水被污染。
陶舞俑、陶乐俑（东汉1955年广州出土）：舞俑身着长袖宽衣和长裙，束腰，衣饰华丽，头上结三丫髻，插五簪，贴花钿，右手置前，左手反旋于右，作歌舞姿态。乐俑中一人拨弦弹奏，二人击掌为节，似在为舞者伴奏。
“元延祐浮箭漏”：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原件展出
广州留传下来一件元代“铜壶滴漏”计时器，是展厅体形最大占位最多的物件。这件庞然大物学术界通常称其为“元延祐浮箭漏”，其构件包括日、月、星、箭四个铜壶，还外加一个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记者了解到，1959年，国家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向全国征调文物，广州特别将这件珍贵文物主动移交北京。目前展出的四个铜壶构件，是上世纪70年代的复制品。而其中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则为原件。
中国计时仪器史专家华同旭博士指出，广州这件计时器应当称作“元延祐浮箭漏”。该铜壶滴漏铸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实际使用的多级浮箭漏，形制与截面是平截头锥体形，这种器型在我国很少见。”华同旭介绍，元代以前，中国漏刻器型主要包括上下直径相同的圆柱形和上大下小的方斗形。与我国这两种传统漏刻器型截然不同的是，它的日、月、星三只播水壶，均做成平截头圆锥体，与古代埃及漏壶的外形很相似。“考虑到元代疆域辽阔，中外交流繁盛，该计时器是否受到西方技术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
日壶之侧铸有作头（即工匠）、监制官员姓名及制作时间。漏刻原置于广州拱北楼。1857年拱北楼火灾，漏刻移置它所。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悬赏购得之。月壶略有损坏，其盖与日、星两壶盖均补铸，并于月壶上铸“大清咸丰十年冬月吉日，两广总督劳崇光重修”字样。
广州晋墓出土铭文砖：文字史首次出现“广州”
广州晋墓出土众多铭文砖。记者见到四块，其中一块的侧面竖排刻有阳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所书“广州”二字。“这是广州历史上‘广州’一词的首次现身。”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钧向记者解读了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226年，孙权将疆域辽阔的交州（辖域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分为交州与广州两部分。大概以合浦为界，合浦以北以东区域划归广州，合浦以西以南区域划归交州。广州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广州’是指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由原交州分出南海、苍梧、郁林、高粱4郡，设置广州，辖域相当于今天的广东与广西东部。广交分治，在岭南历史上是件大事。不仅‘广州’因此得名，乃至后来‘广东省’的出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陈鸿钧说。
此外，“‘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从字面注解，即当四处战火连天，人心惶惶的时候，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平且康’的社会局面。那时的广州居民，可以开设集市，自由进行商品贸易。”
另外三块铭文为：“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根据陈鸿钧的考证，这些文字，反映了晋南朝时期中国北方动荡，南方稳定，北人南迁，人民安居的宏大史实。
广州东汉陶船：平衡舵造船技术领先欧洲逾千年
记者在馆内还看见了一艘复制的东汉陶船，设有船前锚和船尾舵，是一种轴转舵装置，说明当时广州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比欧洲整整早出1000多年。
广州博物馆退休的副研究馆员黄庆昌向记者解读了这只东汉陶船的技术含量。“东汉陶船1955年广州市区东汉墓出土，原件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调走，是一艘航行内河和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陶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船舱下面装货、舱室载客，船尾有瞭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桨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其中，‘舵’的发明是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有趣的是，在细节的塑造上还有姿态各异象征水手与乘客的6个陶俑。”
船只行驶过程中，舵用来掌控船舶航向，船只停泊时，锚用来固定船只。“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轴转舵装置，阿拉伯人大约在10世纪才开始使用舵，而欧洲人使用平衡舵的时间则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使用舵的时间比欧洲整整要早1000多年。”
黄庆昌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作为随葬船模，广州汉墓发现20多例，创下全国出土船模最多的省市。说明岭南交通“陆事寡而水事众”的特征，成为当时岭南地区造船和航运交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反映。“由此推论，广州之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造船规模宏大、技术先进是一个重要因素。”
文、图/广报记者黄丹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