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一生不整人的那个人去了(图)
摘要：曾彦修在晚年反思时认为是自己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3月2日上午，经过抢救，曾彦修再一次脱离危险。我们刚要出发去看老人家，被告知，他刚经过抢救，不准任何人探视。我们只好作罢。但在回家的路上，杜导正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今天不见见老人家，恐怕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硬闯医院，费尽周折终于面见了曾老。
曾彦修戴着氧气面罩，面色尚好，眼睛还是明亮的，依旧清晰。92岁的杜导正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两人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3月3日早上6点，我接到了曾彦修的秘书马立国的短信：“曾彦修同志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96岁的曾彦修魂归道山，虽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觉得很悲伤。
他的《平生六记》完成后，时年109岁的周有光为他题写了四个字：良知未泯。在多灾多难、政治运动不断的20世纪，他“一生未整人”的人格风范，实属罕见。
曾彦修
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彦修学生时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礼，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后，他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2011年，在与曾老的一次闲谈中得知，年过90岁的他要开始写回忆录。2014年6月，这部名为《平生六记》的回忆录出版。
何为“平生六记”?拿到赠书后才知道，老人不是完整地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而是记叙了亲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是为“六记”。
读完全书，我非常感慨。 在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老干部的回忆录中，一讲到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讲自己被整被迫害的历史。少数有反思精神的人，还会写出自己整别人的行为。总之，不会超出整人、被整的叙事形式。曾彦修这本书，却摆脱了这种叙事形式。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在可控的范围内，尽力做到不整人，甚至在狂飙式的运动中，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
在《平生六记》开篇中，他写道：“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 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而在《九十自励》诗中，他曾写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陆定一很欣赏他的人格，曾借于谦之诗赠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镇反到四清
1951年，他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期。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必须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为镇反大造舆论。但在一次镇反行动中，他发现处决的人犯有140多名，他有些含糊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解放前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广州解放后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样的人也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仔细查看了这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只有笼统一句话：“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为此深夜向叶剑英汇报。最后，叶剑英拍板，第二天停止执行，重新整理罪状。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高度评价这个运动的意义的同时，也承认“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
曾彦修所在的《南方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两只落马的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曾彦修说：“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
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罗明、杨奇获得了半正式的平反。
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毛泽东发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运动结束后，由曾彦修负责，编辑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但是，作为责任编辑，他居然一篇文章都没有看完。
记得有一次与他闲谈时，我谈到了这八本书。他说：“我为什么身为编辑却一篇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文字让人读不下去，多为强词夺理的批判语言。还有，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实实在在不知这句话错在哪里?”
在《平生六记》中他写道：“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他没有跟风，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1955年，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运动。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担任了五人小组的组长。
当其他单位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五人小组”做到了“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
让曾彦修自豪的是，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中，在强烈的压力下，他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肯定结论。
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来的“特嫌”。在几个月以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已经两次向王子野和曾彦修打了招呼。运动中，戴文葆当然成了重点审查对象。曾彦修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
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参加了“四清”运动。他经办了十个案子。涉及到的三十来个人，他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起草了所有的结论。
当时的政治气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曾彦修不但没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且对于以往被诬陷为有问题的人，他努力为他们脱罪、洗冤。
最后查清了，被认为或被怀疑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一个人也没有称得上问题的问题。比如，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之人;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受组织指派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
自划右派
我初识曾彦修时，杜导正就跟我说，1957年反右时，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曾彦修，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把自己划为了右派来凑“百分比”。
这确实不同寻常。从历史上说，他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根红;从职务说，他是“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那时节，自保是正常的，但他却自己去凑那个“百分比”，这是我无论如何难以想象的，令我肃然起敬。此后，在与曾彦修闲聊时，我常常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反右上来，但他总是不接茬。
《平生六记》“前记”里，曾彦修写道：“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文章提到了此事。
1957年，人民出版社的反右搞得冷冷清清，没有揪出一个具体的右派，被认为是虚张声势。上面催要右派名单，催得很紧。
曾彦修拟了一个三四人的右派名单，他自己名列其中。五人小组开会讨论了几次，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都不赞同把他划成右派，事情一直定不下来。
他说，事情摆在这里。“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吧，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五人小组通过了名单。
就这样，曾彦修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的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
曾彦修自己分析说，精心选择他做“黑状元”是有道理的。论革命资历，他不新不老;论职位、级别，他不高不低;论名气，他不名不默;论名声，他不好不坏。“从这里出了一个右派，可见右派到处都是。”
报道抓住他的一句言论大做文章。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曾彦修引用了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表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容易受到腐蚀。据说，康生对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对于自划右派，曾彦修在晚年反思时认为是自己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说：“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
这条界限，他一生从未逾越。
主持译介国外丛书
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后，曾彦修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
此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作为老出版人，曾彦修认为，出版界要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点启发民智的开明书籍。
曾彦修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路走来的。因此，一开始工作，他就致力于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和做法的翻译书籍。说到底，他是想重新做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打破30年来铁桶式的闭关锁国状态，把中断了30年的外国情况介绍到中国来。
1980年3月25日，曾彦修致信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建议共同发起，在全国译印此类书籍。
3月31日，陈翰伯即复信表示赞同：“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曾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开会。”
此后，曾彦修开始牵头进行筹备工作，成立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东研究所、外交部东欧司、中央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组成的工作小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来专门负责此事。
7月，初选的译书目录和简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即以本室名义，报送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和总书记胡耀邦，征求意见。三天后，胡耀邦即直接复信给该编辑室：“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曾彦修将很大精力投入到这套丛书来。从1980年到1983年，三年间，出版了大批关于国外政治、经济、思想的译介书籍，总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有“新黄皮书”之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人们在追溯80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走向未来”等丛书，其实这套书才是源头。面对各种压力，一向平和的曾彦修，表现出了少有的刚毅。
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熟知曾彦修，他曾书赠于谦的《石灰吟》给曾留念：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