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设限的不是随礼是权力

　　话题缘起：近日，四川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该规定会否沦为摆设，抑或有其现实意义？

　　■张枫逸

　　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讲，随礼设限很难在现实中操作。一方面，人们的工资会因为所在部门和岗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操办者很难对其随礼是否超过上限作出判断。总不能让嘉宾都随身携带工资条以证清白吧？同时，如何监督也是一大难题。让领导干部自己事后报告，存在漏报瞒报的可能；让纪委工作人员现场拆封红包查点数目，又侵犯了个人隐私。此外，处罚更是难以落到实处。尽管通知措辞严厉，“违反规定将受到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但仅凭一份超出所谓标准的“份子钱”就断定干部借机敛财，这显然是“有罪推定”，有悖法理。即使操办者主动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也缺乏依据对其作出处分。而这笔钱的处理也成了“烫手山芋”，操办者留下，退回送礼者抑或没收充公，似乎都不合适。

　　事实上，为干部随礼设限仍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近年来，各地新招频出，从建立报告备案制、限定宴席规模和人数，到禁止邀请同事、部属参加，试图通过设立条条框框规范党员干部婚丧事宜。然而，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婚丧喜庆作为千年民俗，交织着太多人情世故，剪不断理还乱。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倡导党员干部婚丧从简；但对于“宴席腐败”来说，由于难以厘清人情往来和利益交换的性质，单纯盯紧礼金，效果注定不佳。

　　无论是“设宴敛财”还是借宴送礼，都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只要存在利益寻租的空间，即使婚丧随礼有了上限，送礼者还愁找不到别的机会吗？一言蔽之，最该设限的不是随礼是权力。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彻底斩断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才能推动婚丧事宜真正回归到人情世故的本意，而“宴席腐败”也就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