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灾害防治中的社会参与

《东莞日报》报道，今年第八号台风“鲸鱼”已于前日18时50分前后在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19时许，“鲸鱼”中心位置位于北纬  18.9度，东经110.5度，距离东莞市569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25米/秒，最大风力达10级中心气压为982百帕，目前正以移速为13公里/小时速度，往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受“鲸鱼”外围环流影响，东莞市今明两日风力增大，有大雨到暴雨，陆地风力3到4级，珠江口内河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

虽然说，对于地处东南沿海，每年都要经受多次台风袭击的东莞来说，初台“鲸鱼”的风力也许算不上多么强劲。不过，因此忽略这一台风的影响，则明显不智。“阴沟翻船”的意外，本就是自然和人生的一部分。对于在海面、海岛和沿海作业、旅游的行业与人员来说，因“鲸鱼”的风力显得“温柔”而轻忽可能的后果，实际上就等于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开玩笑。个人这么做，犹有“NO  ZUO  NO  DIE”的“自由意志”做遁词，对于集合公众利益的政府来说，则毫无免责的空间。省防总专家也分析了防御“鲸鱼”的三大不利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观念上的麻痹大意。由此亦可见，政府除了全力以赴防灾救灾，别无他法。

不过，现代社会不同于系统程度和风险程度都远甚的传统社会，防御重大自然和人为灾害上，不仅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尽职尽责，还需要所有利益相关的公众群体和社会组织的配合。特别是，在降低灾害死伤率、提高风险意识、改善信息共享方面，公众的动员和社会组织的配合，能够保障在利益主体极端多元、利益诉求极度复杂的情况下事半功倍、“应保尽保”，保证尽可能高效的防灾救灾效果和能力。

通常来说，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建立一个机制化、法治化的合作框架，是减灾抗灾官民合作的基础。不言而喻，一切灾害都与社会息息相关，没有社会也就不构成灾害。传统的防灾救灾理论，往往偏重自然科学、安全工程建设、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内容，而对公众面对灾害的行为、人的减灾能力、人对灾害信息的掌握与反馈、灾害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方面，则力有不逮。这也导致，政府的减灾抗灾，常常是政府独立承担，秉持全能主义的立场运作，缺乏一个与公众社会合作的维度，更谈不上一个机制化、法治化的合作框架的构建。

其次，作为社会组织内部，自身功能、行为与责任边界的确定，是与政府有效合作的关键。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全国很多重大灾难的抢险救助中崭露头角。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基于社会组织传统的断裂，也基于自身能效、机制和文化建设的不足，社会组织在减灾抗灾、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在信息沟通、政策制定、组织协调、社区备灾、卫生、精神健康、跨区域合作、志愿者管理、捐赠管理、长期恢复等方面，需要补课的内容还很多。这也是自然灾害频仍的东莞，社会组织从婴儿期迅速跨越到成人期亟待突破的领域。

概而言之，灾害防治和风险治理是现代政府一个必须攻克的要务，也是社会组织必须承担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忽略两者间的有机关联与合作，不仅社会的治理效率与秩序难以承受，也是社会发育、精神成长和文化更新难以摆脱的困境与辖制。这一点，作为自然灾害多发、社会组织改革也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东莞，大有必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创立新的范式和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