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致悼词的日本老友 曾给中国支过啥招儿？
3月17日，包括日本共同社、《朝日 新闻 》在内的很多日本媒体都刊发了这样一条新闻《朱镕基致送悼词称宫崎勇是难得的友人》。新闻中提到：日本村山富市内阁任 经济 企划厅长官、今年1月去世的宫崎勇的送别会当天在东京都一家饭店举行。会上宣读了与其曾有深厚交往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送的称其为“难得的友人”的悼词。
据媒体披露，朱镕基在悼词中称宫崎30多年来一贯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对中国的地区发展、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等提出良策，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悼词还称赞宫崎为中日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的友人感到自豪。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很好奇，朱镕基总理这位远在日本的“难得的友人”宫崎勇是谁？他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哪些巨大贡献？两人之间有怎样特殊的交情？毕竟，正如日本媒体所报道，退职的中国前领导人在日本前内阁成员去世时致送悼词并不多见，甚至有媒体将此视为中日加强经济合作的信号。
战后经济政府学派的最正统继承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媒体上其实不乏对宫崎勇先生的报道，1987年《管理世界》双月刊就曾登载过宫崎勇的文章《世界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国内媒体对于这位日本前内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最为翔实的一篇报道是登载于《日本学刊》的《走进宫崎勇先生》，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云方。
“宫崎先生1923年生于日本九州的佐贺。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佐贺素朴的人情、古老的文化，对他的成长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许是他的经济学里多了一层他人所少有的福利说和裁军说的一个缘故吧！”文章写道。
从宫崎勇的履历看，从求学到工作，他一直未离开经济实践领域。1947年宫崎勇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便被选拔到刚刚组建的“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前身)工作。其后，除了赴国外深造和工作外，他一直活跃在经济企划厅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1995年，出任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
在日本，论及战后经济学派时，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属政府部门的，人称官厅经济学派;一类属民间部门的，人称学院派，或理论经济学派。宫崎勇则是官厅经济学派最正统的继承者。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际起草人
宫崎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倾斜式生产主要制定者，也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这怎么理解呢？战败之后的日本用美国提供的粮食和战前储存的原材料，采用“倾斜经济”的手法，从战败的一片创痍中开始恢复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能力。日本在1953年就已经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接下来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经济是不可能永远高速度增长下去的，但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智囊认为如果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出来的需求，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1%。池田勇人支持和采纳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的这种理论，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到1964年期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1.7%、7.5%、10.4%和9.5%。宫崎勇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论部分的执笔负责人。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宫崎勇又适时地拿出调整结构、节省能源的政策方案，令日本经济创出一条轻、薄、小，技术密集型，节省能源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日本经济80年代之所以达到巅峰状态的重要基础。
曾有人总结宫崎的经济学有3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中产阶层说、结构说和阶段说。其中，中产阶层说的具体做法是实施年功序列、终身雇用制度和收入倍增计划。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竞争冲击了年功序列和终身雇用制度，但是,其历史的巨大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日本社会成为西方国家中最稳定的社会，其中奥秘正在于此。
朱镕基和宫崎勇的“老友记”
说起朱镕基总理与这位日本经济学家的结识，日本媒体给出的版本是源于1981年成立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当时宫崎作为核心成员参加。在交流会上，宫崎结识了此后成为总理的朱镕基，即使在退休后，宫崎也几乎每年都会拜访朱镕基，以叙旧交。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朱镕基与这位日本老友的交往让人印象的主要有这样几个场景。
1992年9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讲话开场，朱镕基就提到：“在座的有很多是我曾经认识的或者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有来自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来自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先生、宫崎勇先生和诸口昭一先生……”此时，宫崎勇在朱镕基口中已经是老朋友的称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曾于2011年在《中国发展观察》提及了朱镕基总理与曾任中日知识经济交流会首席代表宫崎勇的交往。作为亲历者的王梦奎回忆道：“朱镕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曾经是交流会的成员，担任总理后仍然关心交流会的工作。2000 年他在北京会见过出席 20 届年会的中日双方代表，卸任后我还曾两次陪同宫崎勇去见过他：一次是 2004 年 11 月 4 日在他北京的住地，一次是2006 年 10 月 12 日他在钓鱼台养源斋宴请宫崎勇，老朋友面，叙谈甚欢。”
2000年4月29日，朱镕基总理会见出席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20周年纪念暨20周年年会的代表，前排左三为宫崎勇
2004年11月4日，朱镕基会见宫崎勇。左起：宫崎勇、朱镕基、王梦奎
在这期间，2000年，朱镕基曾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宫崎勇在采访开头先声明会尽量避免“在官方场合谈论的话题”，万一采访过程中出现了令人不愉快或者不礼貌的问题，请朱镕基总理原谅。这篇采访篇幅非常长，访谈中不乏朱镕基和宫崎勇针对经济、政治、以及朱总理个人有趣的交锋和对谈，其中几段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宫崎勇： 在日本，人们经常说总理大臣是孤独的。朱镕基先生，你在做工作时是否有时感到只有自己在辛苦地工作，也感到痛苦或孤独？
朱镕基： 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找我的人太多了。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的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见他们。所以，我只有在我8小时睡眠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
国谷裕子： 朱总理，如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你刚才称之为改革旗手的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在此，你觉得他会称赞你吗？
朱镕基： 按照他的性格，也许会批评我，认为我做得不够。
......
宫崎勇： 就要到时间了，我想换一个话题。对不起，这是关于你个人的一个问题，不知你能否回答？朱镕基先生的政治活动的能量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可靠的保持 健康 的方法？
朱镕基： 你的年纪比我大5岁，但是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我应该向你请教 健身 法，而不是你来向我请教健身法。希望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能够像你就很好了，可惜恐怕做不到，没有你这么好。
宫崎勇： 对不起，总理的生日是10月23日，我是28日，不讲年份，还是我比你年轻。我所尊敬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抽烟很凶，还喝咖啡，我担心他的身体。听施密特讲，他的主治医生无奈地对他说，你要保持健康就请抽烟吧，喝咖啡吧，工作吧！我对朱总理献身于工作深受感动，但是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请你多加保重！
朱镕基： 谢谢，谢谢你非常诚恳的谈话。......如果我讲得长，你们放映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话删掉一点，不能超过你们提问的时间。
宫崎勇： 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就想你讲得长一点。不过整个采访时间略长，我们想修正一下。我们同中方商量后再编辑一下。
朱镕基： 请你大胆地删，删得使日本人民能够更好地接受。
国谷裕子： 对总理有一个请求：如果你有座右铭的话，能否请你写一下，我们准备向日本国民做介绍。我们准备了笔和板。
（朱镕基书写“清正廉明”——编者注）
国谷裕子： 谢谢。这是你的座右铭？
朱镕基： 对，我总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还做得不够。
曾多次提醒中国注意老龄化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先后出任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主席、顾问。宫崎勇曾任日本行政改革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参与制订了日本近年实施的行政改革方案。《走进宫崎勇先生》一文写道，1997年，时任日本行政改革代理委员长的宫崎来到北京，他向朱镕基总理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行政改革的构想，提出行政改革促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说。翌年，宫崎来京，朱镕基总理对他说：“宫崎先生，我总是拿阁下推行的行政改革来激励、督促大家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看来效果颇佳。”
朱镕基在上述访谈中也曾明确表示，中国很多改革的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的政策受到启发的。
不过，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中国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他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对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宫崎勇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在一次受访中，他表示，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日本也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来，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没有户口限制，政府提供住宅和社会保障，同工同酬，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并没有扩大城乡差距，反而是缩小了城乡差距。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直到2010年，87岁的宫崎勇还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要重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他讲到：“中国目前的城乡统筹进程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非常相似，在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中国应避免出现日本的‘少子老龄化’现象。
对于中日关系，宫崎勇也有着自己的看法。2013年《朝日新闻》一篇文章写道：围绕如今日中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影响，宫崎看得很开:“什么都不会变。”“但是，外交上的种种问题……”记者刚开始反驳，宫崎又说道:“因为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