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后人辗转四国寻父 珍贵文物赠于父亲家乡

　　1月28日，年过七旬的云南民族大学汤耶碧教授，冒着严寒和大雨，来到广州的省华侨博物馆。她将一批宝贵的文物------包括了其父汤仁文的南侨机工复员证和侨民证原件等，郑重地交到博物馆馆长王明惠手中。她含着热泪说：“这些物件，记载了父亲与三千多位机工当年回中国参加抗战的光荣历史。我相信，父亲会为这些能够回到了故乡广东而感到欣慰，而在海外的弟妹也将会来这里缅怀父亲。”

而汤教授捐赠文物的行动，与南方日报2015年的抗战系列报道还有着密切关系。去年8月，本报记者在云南采访时，在与众多南侨机工后人瞻仰无名机工烈士墓的山路上，了解到汤教授与父亲的感人故事，于是将她引见到广东省华侨博物馆，从而促成她将这些文物赠予父亲家乡。

　　 华侨帅哥与傣家女结姻缘

　　记者面前有一张的黑白照片上，上面就是眉目清秀的青年汤仁文。他祖籍是广东梅州蕉岭县高思镇，从小就过继给了其堂叔，并在12岁时随其下南洋，在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太平埠学习裁缝手艺。后来，他与堂兄合伙开了一家洋服店，又娶妻生子，过着安逸的小康生活。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年代。被日军封锁的中国，只有云南滇缅公路可以通向外国，外国援华或中国在外国购买的军用物资急需从这里运到各个战区，因此急需许多司机和修理工。而在当时，中国这类技术人才十分短缺。

　　1939年2月，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领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修理工回中国，与同胞并肩抗击侵略者。在踊跃报名的广大侨胞中，汤仁文就是其中一个。

　　他放下生意和家庭，少报了5岁的年龄，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回国服务团。他们一行先到新加坡陈嘉庚的怡和轩俱乐部集中，于当年8月经越南抵达中国昆明。他进入机工训练所后，因为原先已经有了大车的驾驶执照，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华侨第二大队担任班长，马上投入运送物质的行动。1939年底，他还被国民政府选拔到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学习。

　　山路崎岖、生活艰苦、疾病易感和日军飞机轰炸，是三千多位南侨机工遇到的几大拦路虎，先后约1/3的人牺牲和减员。汤仁文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军校毕业后仍然回到滇缅公路，到云南芒市华侨运输先锋大队任分队队长，与战友们在艰难险阻中抢运物质。

　　这些离家多年的机工们，在驻地保修车辆时也会四处走走。汤仁文和他最要好的的战友在芒市赶集时，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民居和风俗十分感兴趣，并且认识了一家银铺老板家的姑娘方香玉。据耶碧的姨妈回忆，他父亲是个广东帅哥，文质彬彬的、脾气温和。而香玉这位傣族姑娘汉族话说得不好，只能与小伙子比手画脚的交流，但一来二去两个人竟相爱起来。过去的梅州客家人有一个习俗，凡是过继出去的儿子要娶两个妻子，一个妻子生的孩子归原先的家庭，另一个妻子生的归过继的这家。所以，他向方香玉的母亲提亲。

　　银铺老板娘却对此非常恼火，担心女儿受骗或者远嫁，对他们的关系百般阻扰。但这一对情人仍然是打不散。1942年4月12日（傣历春节），有情人终成眷属。姨妈说，婚礼那天非常热闹。汤仁文和战友们都是西装革履，而香玉也特意换上了一身旗袍，戴上新郎送的金首饰。车队的大大小小汽车都停在周围，鞭炮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

　　婚后，方香玉随丈夫的车队一路颠簸，从云南到贵州，最后到了重庆歌乐山。汤仁文非常体贴关心妻子，教她说汉族话，学写汉字，还教唱“四季歌”。1945年初，他们的女儿汤耶碧在重庆出生。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此时，南侨机工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有相当一部分人变相失业，生活和回家的费用都无着落。而汤仁文好不容易找到广东韶关缉私税务警官一职。

　　他想带着妻儿先回云南，与老岳父母辞行。谁知方香玉要哺乳幼儿，又经过滇缅公路七、八天的颠簸，如同大病一场，岳父母于是阻拦她远行。而当时的局势和职位使汤仁文身不由己，三番五次地央求妻子一同走，但最后只得再一次抱抱不到半岁的女儿，忍痛独自一人赴任。他承诺：“等情况好转了，我会来接你们母女俩的……”。

　　1946年初，陈嘉庚先生呼吁南侨机工不要参加内战。而经历战乱的机工们，也是返回南洋的归心似箭。汤仁文最终从广东回到马来亚，从此再无音信。

　　 机工之女 66年寻父无果

　　原先家境不错的方家，战乱后日子过得已经越来越难，于是举家迁往邻国缅甸。但痴情的方香玉却为了等待丈夫的归来，和女儿留在了茅草屋中相依为命。

　　年幼的耶碧发现，当她母亲唱起爸爸所教的《四季歌》时，总是会有一种期盼的眼神。由于没有男主人，她们母女生活穷困，连修理屋顶的事也只能自己干。傣族的习俗很多，红白喜事家家都要派人出席，因为她母亲一个丈夫失踪的“活寡妇”，八、九岁时的耶碧就要出席，常常会受到其他人的嘲笑。讲到过去痛苦的经历，汤教授告诉记者，”爸爸这个词一会让我猜想，他为什么离开我们？去了哪里？我一会疑惑，一会生气，有着说不出的痛和怨，觉得终生不会原谅他抛弃我们。”她甚至不愿意跟父亲姓，曾经把自己改为随母亲的方姓。

　　在当地政府和小学校长的关照下，耶碧免费读上了书。有着傣族能歌善舞天赋的她，在13岁那年带着父亲留下的一张旧相片和一枚结婚戒子，带着母亲“要找到你爸爸”的叮嘱，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舞蹈。她毕业后决意回到云南，成为云南著名的民族舞蹈家和大学教授。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美满，仍然不能弥补她心中对与父亲失散的伤痕。

　　因为母亲汉语的口音不准，她对父亲只知道名字的大概读音和祖籍广东，其它什么线索都没有，找起来毫无头绪。

　　于是，她曾经跑到缅甸的姨妈家，打听父亲的进一步情况，又相继到广州的侨务部门、暨南大学和云南档案馆查询，但一切努力都仿佛像是大海里捞针渺茫。几年后，58年望夫未归的母亲带着终生遗憾去世。

　　 亲人相拥的时刻终于来到

　　在南侨机工群体中，类似这样妻离子散的故事很多，离散的家庭既有在东南亚那边的也有在中国的。除了当时在中国牺牲了的机工，能够回到南洋的人遭受到社会的压力，不敢与家人和外人谈过这些经历。因此，后人要寻亲是很困难的。

　　正当她以为此生再无希望找到父亲的踪迹时，柳暗花明的机遇到来了。她一位从事侨务工作的朋友提出，她父亲可能是南侨机工，这才有了一个寻找的方向。从一位研究过南侨机工历史的大学老师那里，她借到了一份较全的机工名册，从第409页找到“汤仁文、男、31岁、粤、梅县，太平······。”她喜出望外，寻亲的信心增强了。马来西亚槟城海南会馆会长林秋雅女士和侨史研究者刘道南先生听说了她的故事，也积极替她去寻找汤仁文的下落，在当地多家华文报纸刊文寻人。

　　2012年，已经是66岁的汤耶碧，准备随“云南省侨联南桥机工暨眷属联谊会访演团”到马来西亚访问，以极高的热情组织着排演。这期间，她接到来自异国的喜讯，通过其堂兄已知汤其父及弟妹的下落。

　　汤耶碧兴奋又忐忑不安地踏上这次特殊的行程。从8月16日起，她在父亲最后生活的怡保，先后和姑丈、弟妹相认。最初，她也曾遇到一些怀疑和冷遇，妹妹很难接这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姐姐。经过林秋雅女士和刘道南先生进行解释，才令亲人们相拥流泪。耶碧说：“我终于了解了父亲的一生轨迹，理解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苦衷和郁闷，化开了曾经的怨恨，而敬佩他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付出。”

　　她在亲人的陪伴下，到来父亲的骨灰瓮前烧香祭拜。她用傣语告慰在天的母亲之灵，终于找到父亲的归宿。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记者，纷纷赶来对这个感人的故事进行了采访。报道写道：“汤家姐妹俩深情对望。父亲相泛黄不清的机工战友合拍照片，说出了一个时代的荒凉，但却剪不断血浓于水的亲情……”。当访演团在怡保中华精武馆举行告别演出时，她的近二十个亲人赶来观看，姑丈、堂哥、弟妹还被请上了舞台，一起跳起傣族嘎光舞。这欢乐的舞蹈，为她半个多世纪的的寻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记号。

　　刘道南先生也汤家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今天，你们是世界最快乐的人，60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同样的，也是我们夫妇最开心的一刻！我们是带着感情来进行寻亲工作，视之为对南桥机工赤子功勋的一份敬礼。搜研南桥机工史料，书写机工悲壮史，是我们长久流传下去的事业。  ”

  　　2015年，她再次应邀到马来西亚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不仅拿到了妹妹整理父亲遗物时新发现的机工证件，还到新加坡与另一个妹妹相聚。她也赴父亲家乡的广东蕉岭，见到了姐姐祖孙四代等亲人。海内外的汤家后人，都对中国把南侨机工定位为“抗战英雄”而深受鼓舞。

　　后来，云南省档案馆找到了汤仁文更详实的资料，从而可以知道他在中国那7年的经历。去年8月，云南畹町的南侨机工纪念碑上，“汤仁文”的名字被新刻了上去。

　　如今，同样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汤教授女儿，在广州的一所大学工作，因此老两口也长年生活在这里。不久前，他们参观了广东省华侨博物馆后，尤其被关于南侨机工的展览部分所打动，做出将父亲的遗物长久家乡的决定。因此，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