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朝战动员：美军航母不能开上岸顶屁用！
李先念（资料图)
李先念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老前辈。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后又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长，我在中南空军(广州军区空军前身)工作时，耳闻目睹的几件事，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和平谈判是特殊情况下的斗争，比打一次大仗更为艰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人渴望和平。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搞假谈真打，先后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攻，中原部队所在地区首当其冲。1946年2月，中共中央急电告李先念司令员速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进行谈判。
李先念不带警卫不带枪，只带参谋肖建章，协助处理军务，同时负责安全和生活。
肖建章是农民的儿子，15岁参加革命，16岁就当排长。一次在有人叛变，企图挟持部队投敌的非常情况下，肖建章挺身而出，和大多数同志团结在一起，与叛徒斗争，稳住了部队，顿时名声大振，受到李先念的赞赏。
在去武汉的途中，李先念给肖建章讲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过不少仗，现在又要同国民党打政治仗。”“这次谈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打一次大仗更为重要，更为艰巨。这对你这个年轻人会有更大的锻炼。”他还提醒说：“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斗争形式变了，方式方法也要变。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斗争，小肖，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啰！”
肖建章说：李司令员这一席话，教育和鼓舞了我。我连连点头，表示领会了首长的意思，决心要学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使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突围时，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乘坐火车，途经国民党统治区，绕道回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对外名为随从副官。肖建章告诉我，那时我很年轻，穿不惯国民党军服，别别扭扭，要保证师长安全，总是紧紧张张，小心翼翼，生怕出问题。师长看出我的心理，悄悄地对我说：“小肖，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任务不同，身份不同，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我们就越安全，你明白吗？”我说：“明白了！”师长说：“明白就好，但是要尽快适应，一定不能露出马脚。”这以后，我偶尔还有没注意到的，比如说，习惯地称他“师长”或“首长”时，他装作不是叫他，不出声。我知道错了。马上大声称“军座”或“师座”。就这样，我随师长平安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他的问题虽不严重，但是如果不查，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彭由队长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时任湖北省省长)家去了，你们找不到他。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可以不了了之。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说我们做得对。先念同志说：“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话，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交代清楚问题。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再来我家住住，我抽空陪你喝点酒、谈谈心。”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说得入情入理，我愿意如实讲清，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彭由队长马上说：“好哇！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好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由于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