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李克强：创造一个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
2014年9月，李克强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论坛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一篇评论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期待讨论中国真正棘手政经话题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并不算很“刺激”。但事实上，创新在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件有趣的话题，至少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讲话不乏新意。
这是李克强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谈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意义。在演讲中，他用了“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这句古语。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执教了十几年的钱颖一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作为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曾带着学生去过以色列。这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常被人们称为“创业的国度”，在这里，平均每2000人中就有一人创业。它拥有超过4000家本土高科技公司，是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聚集区。
“在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那些草根创业者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钱颖一说。
另一位对李克强表达赞誉的学者是《大繁荣》的作者菲尔普斯。在梳理了工业革命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菲尔普斯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所有领跑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繁荣真正的启动钥匙并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发展高度创新型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能够带来巨大好处，同时可以倒逼经济和社会转型。”菲尔普斯这样评价中国总理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
事实上，在所有对于创业、创新型社会的既有观察中，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来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时候，未必不是创业的好时候。微软、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盖普(Gap)都成立于经济衰退期，而惠普、德州仪器、宝丽来更是起步于大萧条时期。就像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不景气有坏处也有好处，而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更容易被忽略——它会像“洗冷水澡一样”将资本和人力资源从那些夕阳行业中释放出来，使拥有新点子的创业者能够以创造性的形式重塑经济。
这与一篇题为《e时代来了，e世界走了》的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如出一辙。曾经全年无休的中关村e世界电子商城已倒闭，取而代之的主角是中关村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馆。那些真正拥有新奇想法的年轻人只需点一杯咖啡，就有可能寻找到合适的伙伴与投资者。
电子商城的花火或许会熄灭，但中关村的灯火却会永久通明，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比喻，更意味着一个一旦错过就不再的时间窗口。
敏锐的创客显然不会错失良机。
2014年11月19日，李克强在浙江义乌青岩刘村了解网店、物流派送等配套服务情况(中新社记者 刘震 摄)
去年11月，李克强走进被誉为“淘宝第一村”的浙江青岩刘村。“如果有人来违规收费，你就拿国务院文件给他们看！”人们将总理的表态看作是对淘宝店主们的一次“撑腰”。
两个月后，他又将一位依靠手机APP项目创业成功的“90后”大学生请到中南海里座谈。会后，许多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李克强鼓励90后CEO：非常欣赏年轻人白手起家》。
经济上的不景气，倒未尝不意味着机会与变化。
李克强围棋下得好。善下围棋的人眼光往往更长远。李克强所显示的远见在于，当浪潮来临之际，他已然站在了潮头，正引领着潮流。
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就应该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
一个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不用讲稿，并且不喜欢下属汇报工作时照念讲稿的领导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李克强是为数不多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他们中间并不多见的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在就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他最早提出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此特地创造了一个叫“克强指数”的新词。
不过，擅长运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的李克强，也曾有过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是1974年，19岁的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在那个时代，记工分还是最普遍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出工就给补助的平均主义氛围里，磨洋工如同传染病般在蔓延：有人上工之后干脆躺在地上喊劳动号子，以让远处的干部听见，还有一些人宁愿吃返销粮也不愿意干活。
与老百姓们一起饿肚子的岁月成了李克强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吃苦耐劳又有主见，年轻的李克强被推选为大庙公社的大队党支书。那段日子里，他晚睡早起，将每一个人的生产任务安排得事无巨细，自己也卷起裤腿加入修水库背石头的队伍。但任由他怎么没明没夜苦干，老百姓还是填不饱肚子。
年近90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他回忆，在凤阳曾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荒的事情。那个年代，让民众在外面乞讨要饭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情，但作为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却不愿意阻拦这些事情，他甚至会为那些觉得在外面生活更好一点的村民开“逃春荒”的证明。“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愿意让民众出去，会控制，但是他恰恰相反。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他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不阻拦这个事。”
事实上，这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还曾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纪鸿冠记得，在一个春天，李克强在工地上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决定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然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种按劳取酬的思路在当时算是一种创新。纪鸿冠记得，乡镇里边从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不提倡，怕被认为是学资本主义”。
但创客们总是拥有对大方向的天生预判能力。青年李克强在凤阳时就表现出的宽容与果断，已经隐约有了他后来的影子。在此后的许多事情上，李克强一再展现这种高超的预判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的论文。在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年轻的李克强引用了许多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结论：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
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用“超前”、“开放”这样的字眼形容学生时代的李克强。
当年在北大跑教育的一位记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大校园自由而开放，李克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口才极佳，思想活跃，能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始终保持激情。
李克强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时的同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李景强也向记者回忆：“他是一个在原则底线之上非常开放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留下的可以创新的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他自己是很Open的人，连他当时欣赏的学生干部也都是这类人。”
李景强记得，那时候北大团委的办公室在37号楼，“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许多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都愿意聚在那里，谈理想、谈抱负”。
作为团委书记的李克强显然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者之一。他曾在一篇题为《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观察一个人，总能找到几块相应的“背景板”。从被体制束缚的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到自由开放的北大，李克强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历史时刻。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验中究竟汲取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身上一定留下过某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迹。
比如，2013年，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本已经绝版的旧书一度重新走红。
这本书叫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一本售价仅4元的论文集。而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正是李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