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户自杀村支书“背黑锅” 6个月后揭发镇领导

16.06.2014  05:33

艾连坤坐在龚堡村凌乱不堪的老房子里,期待着一个正名的“结论

艾连坤举着自己的账本和借条

艾连坤的“超生费”账本

  ●超生户服毒自杀后,为“大局而保持沉默”的艾连坤,6个月后“变卦”了

  ●对于私自违规征收超生费,艾连坤说:“我自己能干这个事?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五年前,因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000元,艾连坤上了当地电视新闻。五年后,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但这回,他说自己太冤了,简直比死去的艾广栋还憋屈。

  2013年12月4日早上,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一笔6220元的社会抚养费,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卖完玉米,超生户艾广栋服毒身亡,留下5个孩子;村支书艾连坤因此被开除党籍,县里通报称,他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私自行为。

  事发后当事人艾连坤很快“失联”,电话无法接通,人也“消失”了。但近日,他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讲述自己如何在上级镇领导的安排下,为大局而沉默。

  51岁的艾连坤说,村民服毒一事被媒体报道后,河北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曾来调查。当时一名镇领导劝他承认是自己要去收费的,跟镇里无关。对方抛出一句充满想象空间的承诺——“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艾连坤信任“领导”,尽管身不由己。他把自己看成一枚棋子,沉默地遵守着所谓的规则,在陌生的调查人员面前承揽下所有是非、在邻里乡亲中间避开异样的眼神……

  可这事儿好像永远翻不了篇,憋屈如只进不出的气体,他感觉整个人快要爆炸。时隔6个月,他,不想再沉默下去了。

   超生户死后村支书“消失

  艾广栋死了。这则消息传遍龚堡村,是在2013年12月4日。

  2013年12月底,龚堡村启动年内最后一次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育有四女一子、超生三胎的艾广栋家,成为被“做工作”的第一户。

  迈进艾广栋家门的,有村支书艾广坤、村主任郝广军、镇包村干部杨学友等5人。艾连坤记得,在做了一番工作后,艾广栋及妻子谢玉凤同意卖玉米折抵超生费,多年欠款就此一笔勾销,上面给开结论证。

  然而至今令人不解的是,次日,走进位于村西头的村支书家后,艾广栋被发现喝了农药……

  12月8日前后,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发了舆论对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的强烈关注。

  艾连坤“消失”了。这是事发后死者家属给出的说法。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数家媒体记者赶到邱县调查此事时,也没能联系到艾连坤,其手机一度显示无法接通。

  “我哪儿也没躲。”时隔6个月,提起这事,艾连坤还是很委屈。他嗓门拉得很高,露出缺了一半的门牙。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妻子,瞅着窗外,忍不住提醒,“你嚷什么呀,小点声儿说。

  这家人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事情淡化后,楼前后每天都有两人分开晃悠。这起先并未引起艾连坤妻子的注意。后来,这个细心的女人发现,两人脸熟——“镇上的人”,她最先作出结论。

  至马年春节前,这俩人才没再出现,夫妻俩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

  艾连坤说,出事后他没有申辩的机会跟场合。而到艾广栋家实地采访的记者,倒是会被县、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客气接待,一路陪同。

  当时网上言论几乎一边倒,认为是村支书“强卖”玉米,逼死了超生户。作为在场的唯一当事人,艾连坤讲述的版本中,对方进来坐到沙发上,只说“支书,我喝药了……我没本事……

  他强调,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艾广栋说过服毒并非针对自己。村医王志国、村主任郝广军、艾广栋二哥等人都在场。村主任郝广军记得,车经过镇政府时,艾广栋挣扎着要下去,“劲儿大得很”,嚷嚷着不去医院,说死到镇政府里才不算白死。

  艾广栋妻子谢玉凤也未察觉到促成丈夫作此选择的蛛丝马迹。谢玉凤只记得,玉米被拉走后,丈夫蔫头耷脑地坐在门口,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忧心,夜里翻腾到12点才睡。“他太老实,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卖玉米)”。

  12月4日以后,除了到镇里、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艾连坤大部分时间呆在镇上的家中。事发前三天,他跟妻子搬进了镇上这栋新居民楼。

  出事后,家里多了固定的客人——镇工作人员每天到访,从早到晚陪守,其间有人负责安抚他家人的情绪,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忍一忍。

  要求采访的记者电话跟着也来了,有在场的镇里领导提醒“别接受那些记者的采访”,不利于事件处理。

   垫付”账本与15%返还

  服毒事件有了结论。2013年12月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邱县政府回应,“近期在县里没有安排的情况下,龚堡村村支部书记艾连坤、村委会主任郝广军和村会计杜云杰等3名村干部,找到艾广栋家,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借口,要求其缴费。

  县里主管计生工作的负责人介绍称,“按照规定,任何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干部,都不允许私自违规向村民征收‘超生费’。

  作为当事人,艾连坤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另两名村干部也受到处分。此外,事发当天,“前去找艾连坤办理公务的梁二庄镇包村干部杨学友,因未及时制止村干部违规行为,被处留党察看一年;梁二庄镇包片干部何孝峰因对事件发生疏于监管、工作失察,被处党内警告处分。

  “我自己能干这个事?你觉得我作为村干部,是想收就能收这超生费?”6个月前,艾连坤只是如此反问,并未直接否认;6个月后,他翻出书面证据,想推翻县里的“结论”。

  “证据“五颜六色、新旧不一,既有很随意的手写收条、盖着梁二庄乡财政所公章的“暂存款”单据,也有正规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此前,这些票据被细心地夹在信封、日记本里,最早一张落款为2007年,艾连坤刚当上村支书那一年。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着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按理说应该开给缴款人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大部分都被留在了村支书手中。出发点据说是为了“将来说得清”。艾连坤解释称,部分村民实际未缴齐社会抚养费,都是村干部先垫付的,所以“开回来的票”,就留在了自己的手中。

  北青报记者此前调查中发现,该镇存在“按人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现象。有村干部反映,镇里会分解指标,每次摊下来人均30元左右。完不成的,村干部、镇包村干部就要自己垫钱补齐。

  艾连坤自己也记着一本“超生费”的账,上面还有村干部垫付情况。

  但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梁二庄镇主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李邯英明确否认向村里摊派任务。其强调,社会抚养费是由县计生局征收的,乡镇不负责也没有参与过。

  此种表述,包括服毒事件后的政府措辞,与多名村干部收集的票据存在矛盾。

  在龚堡村村委会的账本中,有多条“某某村干部垫交超生费”的记录。该账本由县里统一发放,首页盖有“邱县建账监管专用章”。

  2013年,为了垫付超生费,艾连坤及村主任郝广军还曾向农村信用社借款。4月、9月,两人两次联名向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共计23000元,至今未还上。

  被问及事发前为何愿意不断“垫钱”,艾连坤表示,总设想着可以以后找补回来,比如从出租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收入中再划取。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北青报记者对其他村干部的采访中。

  村会计杜云杰说,实际上龚堡村委会几乎没有额外收入来源,不像其他村还能卖地、办企业。部分村干部工资也用来垫付了超生费。

  此前,有知情人透露,完成征收任务的,乡镇会将超生费的15%返还到村级。不少网友认为,村干部催缴超生费的“积极性”恰在于此。

  听到这种说法,杜会计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他从专业角度讲述,所谓的返还,是乡镇以“财务拨村款”名义给打个条,实际并没有返钱,但是可折抵超生费。这个“”没少困扰他。因为下账时还要虚拟一些名目比如种树、修路等,把这笔实际并不存在的财政款给平了账。“否则有人说是我们贪污了,还能说得清吗?

  知情人透露,就在今年5月下旬,镇里要求村委会“下账”,旧账本的记录要统统腾挪到新账本中,但被要求不能再出现“垫交超生费”一项。

   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艾连坤变卦了。2013年12月11日上午,北青报记者第一次拨通艾连坤手机时,他曾同意下午在镇上找个地方见面,澄清事实。

  但下午他并未出现。电话里的他,吞吞吐吐,称领导告知他是党员干部,不能直接接受采访,得经由上级统一安排。

  2014年5月6日,在自家客厅里,艾连坤指着北青报记者所坐的棕黄色皮沙发说,“跟你打电话时,梁二庄镇领导当时就坐在你那位置。

  据了解,当天稍晚时候,“镇里”给艾连坤及郝广军一个神州行的新号码。而旧卡被抠出来后,镇纪检委的工作人员直接收走了。另外两名村干部也被要求上交手机卡。其中三人,都是到艾广栋家征收超生费的直接执行人。

  艾连坤说,手机卡都被更换了,无法继续用原来的号码与外界联系。

  有一段时间,他沮丧,半夜2点醒来,翻来覆去就是再也睡不着了。网友是看不见摸不着,但街坊邻居是实实在在的,村民的误会让他“抬不起头”。

  当时为何沉默?据他自己称,是因为镇领导的一句承诺。彼时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河北省计生委工作人员来邱县调查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

  在来接他的车中,艾连坤木木地缩在棉衣中,话不多。车内当时还有时任镇党委书记的王晓宁及包片干部何孝峰。针对可能会被省计生委人员追问的问题,乘客间进行了一轮“预演”。他一路就被叮嘱,接受“上面”询问时,要说收费这事是个人行为,与乡里无关;更不能提按“人头”收超生费一事。

  作为对牺牲的回报,他记得王书记在车里说过,“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而事后,在办公室里又许他一句“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了,咱还能追着问怎么养不成?”艾连坤记得,对方说给个乡镇公务员的待遇。

  镇党委书记王晓宁陪艾连坤走进的,是当地最高档的金凯悦大酒店——这是一处政府指定公务接待点,位于县城中心地带,装修气派。

  艾连坤患有白内障,进酒店后甚至没看清电梯停在了哪个楼层。但签字那一刻的画面,却像直接印进大脑里一样。接受完询问,工作人员严肃地递过记录,让他确认后签字、按手印。他接过那几页纸,密密麻麻的字,凑到眼前,其实还是看不清。想到上面记录着他言不由衷的交代,抬起的手指在半空犹豫了一下。

  大红的手印按了上去。艾连坤觉得,屋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工作人员端着水果朝他凑过来,脸上露着笑。

  都解放了,他在心里念叨着。

   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日历上的2013年翻篇了,烦恼却没跟着翻走。大年初一,艾连坤回村里拜年,发现自家院子寨门前有堆烧尽的纸灰。而事件刚发生时,寨门铁丝就被剪断,屋内物品也被扔到地上。艾连坤妻子说,腊月二十九,艾广栋的老婆谢玉凤还曾找上门来哭诉。

  死者家属拒绝和解,认为艾连坤对死者的悲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仇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早先,艾广栋入土下葬的地方,就在艾连坤的承包责任田里,距离他家旧宅约二三十米。

  “这是杀夫之仇。”提起艾连坤,北青报记者面前这名说话慢条斯理的温和农妇,脸上罩起了一层冰霜。谢玉凤看来,她丈夫去艾连坤家之前,是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之后却在他家出了事,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艾连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太憋屈了,艾连坤就想着把事件原原本本讲出来,给自己正名。他曾寄希望于镇政府调解与死者家属的关系,但没有下文;他又想要回曾垫付的超生费,也不了了之。

  正月初八,新工作来了,艾连坤被镇里派驻到小侯仲村当包村干部,领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他失望地补充——临时工的标准。

  目之所及的,距离当初那句承诺都有点远。与上面沟通也越来越不顺畅,亲口给予承诺的王晓宁书记,艾连坤说,他打过很多个电话,对方总说再等等。年后没几天,王书记调去新马头镇当官。

  再联系,对方说在开会;再后来,电话都不接了。与上面的沟通,成了独角戏。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把票据摊开又收起来,有点手足无措。

  昨天,王晓宁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确认,曾陪艾连坤去到金凯悦酒店接受省计生委调查,不过他先到,没提前同艾连坤见面或交流,否认曾让艾连坤揽责,也未说过“留着青山在”之类的话。

  王晓宁开始称安排艾连坤在镇里上班,做工勤工作,后来再打过来,向北青报记者更正不存在在镇里上班,解释称“看在他(艾连坤)曾在村里搞服务,镇里给他在一个社区里安排,也是为了照顾他生活”。

  “我的问题能解决吗?会受到打击报复吗?”他心理时有顾虑,明知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却还期待一个标准答案。他甚至拿死去的艾广栋做比较。

  艾广栋之死,改变了他5个孩子的命运。他们失去了家里庇护的大树,也得到了父亲生前所不能带给他们的生活。

  家里四间破旧砖瓦房已经被修葺一新,政府为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尽管款项尚未到位。4个小孩的上学费用也有了着落。死者家属还获得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抚慰财物,包括镇上一处楼房。

  6月12日晚,艾连坤收割完十几亩地的麦子,正赶回镇上的家中。望着车外残留着齐整麦茬的田地,他很突兀地冒出一句:“五年前,我就是新闻人物了。五年后,我又成了新闻人物。但这一回太憋屈。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元,当地电视台还来采访。民政部门开具的收据,至今已经发黄,还被当宝贝收藏着。

  这名被裹挟进“超生户服毒自杀事件”的前村支书,还在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