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秧入围鲁迅文学奖 其诗作每首上万卖政府

03.07.2014  14:36

  柳忠秧(左)写诗卖钱,给政府、给景区、给企业,一首好几万。他有很多评论界的朋友,从各个角度对他的诗予以赞美,也有朋友小小批评一下,比如“情绪太高亢”,“句子可以再整齐些”。 (柳忠秧供图/图)

  “有没有想过离官方远一点,受到的争议会小一些?”南方周末记者问。

  柳忠秧迟疑了一下:“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回避不了。以前我做生意,不拉关系根本接不到单。跟官方博弈,我只能给自己拉条红线。

  湖北诗人柳忠秧长居广州。他写诗有个习惯:一个人找个旅馆,一住十天半个月,到了饭点找人喝酒,喝饱了酒,再翻开材料写诗,很多时候他进展缓慢,直到不得不交差。

  所谓“交差”,不是交给诗刊杂志,而是交给他阔绰的“买家”:政府、景区、企业……一首诗的价格在几万元。

  2014年5月24日这天,柳忠秧从旅馆一觉酒醒,从窗前往外一看,一条臭水沟从楼下淌过,沟上架着一座桥,和沟边的小路正好形成“”字。柳忠秧一念闪过:“这风水,可别是被谁盯上了!

  第二天,远在湖北的作家方方发了一条微博:“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重人情而轻文学。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们猜了一整天“跑奖诗人”到底是谁后,当晚,方方贴了一句诗挑明:“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正是柳忠秧《岭南歌》里的句子。

  《岭南歌》是柳忠秧应上海世博会广东馆组委会写给广东馆的,前后写了半年,“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柳忠秧对南方周末记者保证,“没有收费。

  “忠秧体”成为继“梨花体”、“羊羔体”之后,又一令网友绝倒的“奇葩诗体”。出乎意料地,一些学者特地站出来为柳忠秧“背书”。

   开研讨会?必须的!

  方方发难后不久,柳忠秧声明:“要用法律之针缝上方方的大嘴。

  柳忠秧也有一张大嘴。起初,他接受媒体采访,直呼方方为“傻大姐”,表示自己从不看女性作家的作品,因为“中国的女性都不讲逻辑”,又说:“国家像养猪养狗一样豢养了一帮作家,然后到处恶语伤人。

  这些在柳忠秧看来被“断章取义”的话,不光沦为笑柄,也让他把自己的老婆、姐姐、体制内朋友都得罪光了。柳忠秧一度拒绝接受采访:“律师怕我喝多,又是一通胡说。

  柳忠秧找了律师,想用法律武器来“对付方方”。武器之一是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也就是曾在微博上引起广泛质疑的“谣言转发500次以上可判刑”。

  柳忠秧对官司极有信心:“方方要拿出证据来。

  方方的确未曾明确展示过她的证据。方方曾对媒体说,柳忠秧当时甚至“活动”到了她本人处,她特意提醒作协党组,谁知“竟然还是全票通过了”。

  方方提到的另一佐证是:“柳初评前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其作品研讨会四场。”这倒有据可查,柳忠秧确实喜欢开研讨会。最近的四次“柳诗”研讨会,分别是2013年11月在岳阳、2014年1月8日在武汉、1月17日在北京,以及3月再次在武汉举行的。在北京的那一场,诗歌理论家谢冕、翻译家屠岸、诗评家吴思敬等纷纷到场。

  “我开研讨会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又没用公家的钱。”柳忠秧紧接着补充道,“当然我开研讨会都是很便宜的。

  对此柳忠秧颇为自得:“有时酒店客房是赞助的,有时会议室是赞助的,有时候酒也是赞助的。”柳忠秧1990年代中期下海,直到2008年才注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专心写诗。

  开研讨会,惟一需要柳忠秧自己花钱的,是给捧场嘉宾的“车马费”:“也就几百块。这是必须的,行规。

  2014年开的三场研讨会,讨论的主题都是《圣美大江》——这是个报酬不错的命题作文,写南水北调的库区移民。“像这样的题材,是肯定要开研讨会的,必须得宣传啊。”柳忠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有赞助,他还是为这几次研讨会花掉了上万块。

   朋友和朋友的朋友

  关于研讨会,最让柳忠秧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号召力”。有一回在外地,柳忠秧一大早起床,心想:“下午就要到广州了,不如开个研讨会吧。

  “我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还真开成了,还是个有五六十人规模的大会。”柳忠秧靠在椅子上,嘬着烟对南方周末记者笑起来。

  柳忠秧在湖北、广东的确有庞大的“朋友圈“。早年他参加过五次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学习,此间结交了一批文人墨友。1990年代初他辗转广州,为广州社科院下属的“企业评价协会”拉广告,依靠广告提成,每年收入能到三十多万。

  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广告公司,一面继续结识官员和商人,一面也没忘“诗酒唱和”。“学界、商界、政界,他都吃得开。”一位熟识柳忠秧的广东媒体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柳忠秧交朋友也有讲究:“我比较喜欢和评论界的朋友来往,诗人也交往,比较少。”高校的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是柳忠秧最欢迎的“座上宾”。

  北大教授、诗歌理论家谢冕,是柳忠秧“朋友的朋友”。北京研讨会时,朋友牵线把谢冕请到了现场。后来柳忠秧出版诗集《楚歌》,就用了谢冕的评论文章《楚歌一曲动江湖》作序。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是柳忠秧的“老酒友”。

  樊星是这次鲁迅文学奖湖北省初评评委之一。在方方指出柳忠秧“活动”鲁奖后,樊星曾连发几条微博,指责方方“动辄发出恶声”、“在省内评奖时曾为一位网络写手大说好话”。另一个讨伐方方的高校教授是北京大学教授肖鹰,连撰三篇文章,批评方方“身份选择正义”。柳忠秧不认识肖鹰,但谢冕是肖鹰的老师。

  让樊星倍感生气的,是方方那句“教授重人情而轻文学”。

  “事实上,当时整个湖北省合乎参评规定的诗歌只有七部,我们要推举五部。最后得全票的不止柳忠秧一个。为什么全票率高呢?作为湖北省的评委,我们当然尽可能希望把本省的作品推到上面去。”樊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语气颇为急切。

  湖北省作协有个专家库。每到评奖时,便从专家库中抽出七八个专家,直到评奖前两三天才会告知评委本人。作品看不完是常有的事,这时专家们就只能挑重点篇章翻翻。“评委们去评奖,相当于义务帮忙,只拿一两百元‘车马费’。以前评完还会有顿晚宴,八项规定后,饭都没得吃了。”樊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的确经常会有人打来电话,不断寄作品来,樊星往往会回应:“还没有收到通知。”有人请饭,樊星也只是躲着。至于“买奖”,樊星说自己“没见过”:“但说不准别人遇到过没有。

  “‘跑奖’这种事其实不新鲜。”接受媒体采访时,樊星曾十分不客气地批评,“根深蒂固的‘关系学’,就是中国文学奖项争议不断的根源。”文学圈原本算不上大,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系更是交织,作家们无论跑不跑奖,都常常难逃“关系”二字。

   写诗归上帝管,跑奖归凯撒管

  “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年近80岁的孙绍振坐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里,笑眯眯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要到中山大学做一场讲座,柳忠秧负责安排他的全部行程。

  诗歌是上帝管的,“跑奖”是凯撒管的。对于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这件事,这位曾在1980年代初推动朦胧派诗歌崛起的诗歌评论家,只愿意讲讲“上帝的那部分”。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柳忠秧诗歌水平的提问,孙绍振没有直接评论,而是洋洋洒洒,从胡适的意象派讲到台湾后现代。

  至于中国古典诗歌,孙绍振认为最大的局限是“叙事性太弱、思想容量小”,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史诗。

  柳忠秧的诗,让孙绍振“感到惊讶”的,正是他能用“古典的诗歌节奏”,把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代的历史“组织到诗里去”。

  这样的评论并不鲜见。对柳忠秧最著名的一句评语,来自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熊国华:“《岭南歌》一首诗写了一百三十多位历史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至少在贵州作家项兆斌看来,“130位历史人物”算不上什么评价标准:“《岭南歌》310行,没有塑造英雄形象,人物多以概念叙述代替生动文字描写,没有一点史诗的影子。”

  孙绍振也承认柳忠秧诗歌有不足:“有些地方有点白话了,但可以容忍。毕竟它的体量那么大。西方的叙事诗里,白话太多了。歌德评价拜伦的诗:像被扣押了的议会发言稿。但大家依然承认拜伦就是大诗人。

  孙绍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老干体”的诗词会,听着那些“表面上格律是对的,实际上不是律诗”的顺口溜,他也只能委婉批评。在他看来,柳忠秧《楚辞》最重要的一个缺陷,恐怕和这些“老干体”的毛病一样:“情绪太高亢,缺乏变化和起伏。

  樊星也常对柳忠秧提些建议:“把句子写得再整齐些,再与众不同些。”被方方贴上微博的那句“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樊星一开始就不喜欢,他曾建议柳忠秧修改,柳没有接受。但樊星大体上,对柳诗是认同的:“很大气。很稀缺。

  柳忠秧粗略估算过为自己写评论文章的人数:“大概有一两百个教授,字数五六十万。”洪亮的音色里装满了自信。

   不拉关系接不到单

  作家羽戈将柳忠秧的诗归为“歌德派”——歌功颂德派。

  “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羽戈在评论中写道。创作“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也在微博上着力攻击了柳诗的这一点。

  柳忠秧不同意,他声音提高了一些:“如果说我歌颂权力,那我写国民党算什么?

  《岭南歌》让柳忠秧觉得自己“左右不是人”。他自称拿着书稿往广东出版社送审时,差点儿没过审,审稿的老爷子问他:“只听说共产党开天辟地,国民党什么时候开天辟地了?

  这首长诗的开头两句是“岭南大派,南天雄脉”。柳忠秧把稿子交给世博会广东馆,有关领导前来关切:“广东历来低调,你可千万不要说‘大派’。”柳忠秧解释,“这个评价,既没夸大,也没缩小,广东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很重要。

  《岭南歌》是柳忠秧的“义务作品”,大部分时候,他写字要议价,比如《自由天下骑黄鹤》,由黄鹤楼出资;有几个城市的主题词,是地方政府埋单。这些钱只是柳忠秧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来自聘任他做“文化顾问”的几家企业。

  在浙江,羽戈也见过类似这样的“诗歌卖家”。“他们靠给当地文化局、有关部门写宣传性质的文章、调解民众矛盾的歌,靠这个赚钱。”羽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看来,柳忠秧算是“比较有底线”:“他直接歌颂某个政治家、某个官员,这样的行为很少很少,他只是靠歌颂文化来赚取些利益。

  靠写诗赚点“创作费”,换点小酒喝,在柳忠秧看来完全是一件天经地义、无伤大雅的事:“我自己养活自己,你给少了我还不干。要是我拿着体制内工资,那我做这些也会不安,可我的身份是无业游民。

  他把自己的诗定位为“像韩剧、美剧一样”的“文化产品”:“要待价而沽。

  “待价而沽,是不是意味着要完全为客户服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那也不是。我会和他们签协议。我的诗他们一个字也不能改。”柳忠秧答道,“他要万一给我改个‘×××万岁’,那不是毁了我?

  “有没有想过离官方远一点,受到的争议会小一些?”南方周末记者问。

  柳忠秧迟疑了一下:“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回避不了。以前我做生意,不拉关系根本接不到单。跟官方博弈,我只能给自己拉条红线。

   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柳忠秧也曾骂过中国诗坛。

  2013年3月,他曾因为作品《岭南歌》未能入选广东省鲁迅文学奖的初评而感到“羞辱和轻侮”。他列举多项“罪状”,指责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评委都是“二、三流”,并写了一篇名为《诗坛黑还是黑社会黑》的小文,其中一条是:“诗不够,买奖凑”:“我曾认真学习、研究众多获国际、国家大奖的汉诗诗人作品,实话说不少名不符实。买假食品毒害的只是身体;而买奖诗人的作品却是毒害灵魂!

  为什么要参加这么“”的文学奖评选,柳忠秧的理由是:“好不容易练就一身好剑法,总要去比划比划。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方方,曾在微博中提到过作家们挤破头皮评鲁奖的原因:“政府介入太深。无数个人利益,皆以获不获奖为标准。使获奖后的个人实惠太大。大到很多人宁要实惠而不要其它。所以评奖在某种程度上很伤害文学。

  个人实惠,首先是经济上的。2010年,东莞的打工作家王十月凭借作品《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在内的三级地方政府,共奖励了王十月人民币约60万元。

  “奖金都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以后的职称、职务安排、出去讲课的讲课费、出场费,都是会水涨船高的。”这位知情人士继续说道。

  樊星不以为然:“体育冠军、劳动模范都可以有奖,文学为什么不能?关键是有些人看到这些就去钻营,那就不对了。

  肖鹰在连发三篇文章批评方方时,顺手扯出了“鲁迅文学奖”的旧账:第四届,评委雷达、李敬泽、何建明、洪治纲集体获奖;第五届,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第五届,谭旭东的评论类获奖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涉嫌抄袭。

  既然难以避免评委与作者之间各种躲不掉的“关系”,作家陈村觉得,不如把“鲁奖”的评选程序调整一下:“应该把整个评奖过程透明化。让评委对文本负责。就算你怕得罪人,有那么多人看着你,也是一个监督。”在方方和柳忠秧的这件事情里,陈村坚定地站在方方一边。

  “鲁奖”或许正在尝试改变。一个消息是,即将开启终评工作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可能真的会采取记名投票、透明评选的方式。

   附:柳忠秧诗歌举例

  楚歌(一)

  夜读春秋寻大义,

  醉向伯牙觅知己,

  心怀李白笑孔丘,

  顶礼文公求正气,

  辞慕屈子追司马,

  武尊卫青霍骠骑。

  莫说唐宗怜宋祖,

  野草斜阳奈何兮!

  五千年来日月明,

  大江东去长空碧!

  岭南歌(一)

  岭南大派,南天雄脉:

  万里云动,春潮澎湃;

  三江并流,珠水豪迈;

  千帆东去,浪淘碧海。

  百越气象常新,五岭巍峨多彩!

  北江迤逦,西江壮哉!

  东江灵秀,韩江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