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秧入围鲁迅文学奖 其诗作每首上万卖政府
柳忠秧（左）写诗卖钱，给政府、给景区、给企业，一首好几万。他有很多评论界的朋友，从各个角度对他的诗予以赞美，也有朋友小小批评一下，比如“情绪太高亢”，“句子可以再整齐些”。 （柳忠秧供图/图）
“有没有想过离官方远一点，受到的争议会小一些？”南方周末记者问。
柳忠秧迟疑了一下：“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回避不了。以前我做生意，不拉关系根本接不到单。跟官方博弈，我只能给自己拉条红线。”
湖北诗人柳忠秧长居广州。他写诗有个习惯：一个人找个旅馆，一住十天半个月，到了饭点找人喝酒，喝饱了酒，再翻开材料写诗，很多时候他进展缓慢，直到不得不交差。
所谓“交差”，不是交给诗刊杂志，而是交给他阔绰的“买家”：政府、景区、企业……一首诗的价格在几万元。
2014年5月24日这天，柳忠秧从旅馆一觉酒醒，从窗前往外一看，一条臭水沟从楼下淌过，沟上架着一座桥，和沟边的小路正好形成“丁”字。柳忠秧一念闪过：“这风水，可别是被谁盯上了！”
第二天，远在湖北的作家方方发了一条微博：“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重人情而轻文学。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们猜了一整天“跑奖诗人”到底是谁后，当晚，方方贴了一句诗挑明：“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正是柳忠秧《岭南歌》里的句子。
《岭南歌》是柳忠秧应上海世博会广东馆组委会写给广东馆的，前后写了半年，“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柳忠秧对南方周末记者保证，“没有收费。”
“忠秧体”成为继“梨花体”、“羊羔体”之后，又一令网友绝倒的“奇葩诗体”。出乎意料地，一些学者特地站出来为柳忠秧“背书”。
方方发难后不久，柳忠秧声明：“要用法律之针缝上方方的大嘴。”
柳忠秧也有一张大嘴。起初，他接受媒体采访，直呼方方为“傻大姐”，表示自己从不看女性作家的作品，因为“中国的女性都不讲逻辑”，又说：“国家像养猪养狗一样豢养了一帮作家，然后到处恶语伤人。”
这些在柳忠秧看来被“断章取义”的话，不光沦为笑柄，也让他把自己的老婆、姐姐、体制内朋友都得罪光了。柳忠秧一度拒绝接受采访：“律师怕我喝多，又是一通胡说。”
柳忠秧找了律师，想用法律武器来“对付方方”。武器之一是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也就是曾在微博上引起广泛质疑的“谣言转发500次以上可判刑”。
柳忠秧对官司极有信心：“方方要拿出证据来。”
方方的确未曾明确展示过她的证据。方方曾对媒体说，柳忠秧当时甚至“活动”到了她本人处，她特意提醒作协党组，谁知“竟然还是全票通过了”。
方方提到的另一佐证是：“柳初评前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其作品研讨会四场。”这倒有据可查，柳忠秧确实喜欢开研讨会。最近的四次“柳诗”研讨会，分别是2013年11月在岳阳、2014年1月8日在武汉、1月17日在北京，以及3月再次在武汉举行的。在北京的那一场，诗歌理论家谢冕、翻译家屠岸、诗评家吴思敬等纷纷到场。
“我开研讨会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又没用公家的钱。”柳忠秧紧接着补充道，“当然我开研讨会都是很便宜的。”
对此柳忠秧颇为自得：“有时酒店客房是赞助的，有时会议室是赞助的，有时候酒也是赞助的。”柳忠秧1990年代中期下海，直到2008年才注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专心写诗。
开研讨会，惟一需要柳忠秧自己花钱的，是给捧场嘉宾的“车马费”：“也就几百块。这是必须的，行规。”
2014年开的三场研讨会，讨论的主题都是《圣美大江》——这是个报酬不错的命题作文，写南水北调的库区移民。“像这样的题材，是肯定要开研讨会的，必须得宣传啊。”柳忠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有赞助，他还是为这几次研讨会花掉了上万块。
朋友和朋友的朋友
关于研讨会，最让柳忠秧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号召力”。有一回在外地，柳忠秧一大早起床，心想：“下午就要到广州了，不如开个研讨会吧。”
“我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还真开成了，还是个有五六十人规模的大会。”柳忠秧靠在椅子上，嘬着烟对南方周末记者笑起来。
柳忠秧在湖北、广东的确有庞大的“朋友圈“。早年他参加过五次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学习，此间结交了一批文人墨友。1990年代初他辗转广州，为广州社科院下属的“企业评价协会”拉广告，依靠广告提成，每年收入能到三十多万。
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广告公司，一面继续结识官员和商人，一面也没忘“诗酒唱和”。“学界、商界、政界，他都吃得开。”一位熟识柳忠秧的广东媒体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柳忠秧交朋友也有讲究：“我比较喜欢和评论界的朋友来往，诗人也交往，比较少。”高校的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是柳忠秧最欢迎的“座上宾”。
北大教授、诗歌理论家谢冕，是柳忠秧“朋友的朋友”。北京研讨会时，朋友牵线把谢冕请到了现场。后来柳忠秧出版诗集《楚歌》，就用了谢冕的评论文章《楚歌一曲动江湖》作序。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是柳忠秧的“老酒友”。
樊星是这次鲁迅文学奖湖北省初评评委之一。在方方指出柳忠秧“活动”鲁奖后，樊星曾连发几条微博，指责方方“动辄发出恶声”、“在省内评奖时曾为一位网络写手大说好话”。另一个讨伐方方的高校教授是北京大学教授肖鹰，连撰三篇文章，批评方方“身份选择正义”。柳忠秧不认识肖鹰，但谢冕是肖鹰的老师。
让樊星倍感生气的，是方方那句“教授重人情而轻文学”。
“事实上，当时整个湖北省合乎参评规定的诗歌只有七部，我们要推举五部。最后得全票的不止柳忠秧一个。为什么全票率高呢？作为湖北省的评委，我们当然尽可能希望把本省的作品推到上面去。”樊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语气颇为急切。
湖北省作协有个专家库。每到评奖时，便从专家库中抽出七八个专家，直到评奖前两三天才会告知评委本人。作品看不完是常有的事，这时专家们就只能挑重点篇章翻翻。“评委们去评奖，相当于义务帮忙，只拿一两百元‘车马费’。以前评完还会有顿晚宴，八项规定后，饭都没得吃了。”樊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的确经常会有人打来电话，不断寄作品来，樊星往往会回应：“还没有收到通知。”有人请饭，樊星也只是躲着。至于“买奖”，樊星说自己“没见过”：“但说不准别人遇到过没有。”
“‘跑奖’这种事其实不新鲜。”接受媒体采访时，樊星曾十分不客气地批评，“根深蒂固的‘关系学’，就是中国文学奖项争议不断的根源。”文学圈原本算不上大，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系更是交织，作家们无论跑不跑奖，都常常难逃“关系”二字。
写诗归上帝管，跑奖归凯撒管
“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年近80岁的孙绍振坐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里，笑眯眯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要到中山大学做一场讲座，柳忠秧负责安排他的全部行程。
诗歌是上帝管的，“跑奖”是凯撒管的。对于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这件事，这位曾在1980年代初推动朦胧派诗歌崛起的诗歌评论家，只愿意讲讲“上帝的那部分”。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柳忠秧诗歌水平的提问，孙绍振没有直接评论，而是洋洋洒洒，从胡适的意象派讲到台湾后现代。
至于中国古典诗歌，孙绍振认为最大的局限是“叙事性太弱、思想容量小”，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史诗。
柳忠秧的诗，让孙绍振“感到惊讶”的，正是他能用“古典的诗歌节奏”，把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代的历史“组织到诗里去”。
这样的评论并不鲜见。对柳忠秧最著名的一句评语，来自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熊国华：“《岭南歌》一首诗写了一百三十多位历史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至少在贵州作家项兆斌看来，“130位历史人物”算不上什么评价标准：“《岭南歌》310行，没有塑造英雄形象，人物多以概念叙述代替生动文字描写，没有一点史诗的影子。”
孙绍振也承认柳忠秧诗歌有不足：“有些地方有点白话了，但可以容忍。毕竟它的体量那么大。西方的叙事诗里，白话太多了。歌德评价拜伦的诗：像被扣押了的议会发言稿。但大家依然承认拜伦就是大诗人。”
孙绍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老干体”的诗词会，听着那些“表面上格律是对的，实际上不是律诗”的顺口溜，他也只能委婉批评。在他看来，柳忠秧《楚辞》最重要的一个缺陷，恐怕和这些“老干体”的毛病一样：“情绪太高亢，缺乏变化和起伏。”
樊星也常对柳忠秧提些建议：“把句子写得再整齐些，再与众不同些。”被方方贴上微博的那句“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樊星一开始就不喜欢，他曾建议柳忠秧修改，柳没有接受。但樊星大体上，对柳诗是认同的：“很大气。很稀缺。”
柳忠秧粗略估算过为自己写评论文章的人数：“大概有一两百个教授，字数五六十万。”洪亮的音色里装满了自信。
不拉关系接不到单
作家羽戈将柳忠秧的诗归为“歌德派”——歌功颂德派。
“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羽戈在评论中写道。创作“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也在微博上着力攻击了柳诗的这一点。
柳忠秧不同意，他声音提高了一些：“如果说我歌颂权力，那我写国民党算什么？”
《岭南歌》让柳忠秧觉得自己“左右不是人”。他自称拿着书稿往广东出版社送审时，差点儿没过审，审稿的老爷子问他：“只听说共产党开天辟地，国民党什么时候开天辟地了？”
这首长诗的开头两句是“岭南大派，南天雄脉”。柳忠秧把稿子交给世博会广东馆，有关领导前来关切：“广东历来低调，你可千万不要说‘大派’。”柳忠秧解释，“这个评价，既没夸大，也没缩小，广东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很重要。”
《岭南歌》是柳忠秧的“义务作品”，大部分时候，他写字要议价，比如《自由天下骑黄鹤》，由黄鹤楼出资；有几个城市的主题词，是地方政府埋单。这些钱只是柳忠秧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来自聘任他做“文化顾问”的几家企业。
在浙江，羽戈也见过类似这样的“诗歌卖家”。“他们靠给当地文化局、有关部门写宣传性质的文章、调解民众矛盾的歌，靠这个赚钱。”羽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看来，柳忠秧算是“比较有底线”：“他直接歌颂某个政治家、某个官员，这样的行为很少很少，他只是靠歌颂文化来赚取些利益。”
靠写诗赚点“创作费”，换点小酒喝，在柳忠秧看来完全是一件天经地义、无伤大雅的事：“我自己养活自己，你给少了我还不干。要是我拿着体制内工资，那我做这些也会不安，可我的身份是无业游民。”
他把自己的诗定位为“像韩剧、美剧一样”的“文化产品”：“要待价而沽。”
“待价而沽，是不是意味着要完全为客户服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那也不是。我会和他们签协议。我的诗他们一个字也不能改。”柳忠秧答道，“他要万一给我改个‘×××万岁’，那不是毁了我？”
“有没有想过离官方远一点，受到的争议会小一些？”南方周末记者问。
柳忠秧迟疑了一下：“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回避不了。以前我做生意，不拉关系根本接不到单。跟官方博弈，我只能给自己拉条红线。”
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柳忠秧也曾骂过中国诗坛。
2013年3月，他曾因为作品《岭南歌》未能入选广东省鲁迅文学奖的初评而感到“羞辱和轻侮”。他列举多项“罪状”，指责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评委都是“二、三流”，并写了一篇名为《诗坛黑还是黑社会黑》的小文，其中一条是：“诗不够，买奖凑”：“我曾认真学习、研究众多获国际、国家大奖的汉诗诗人作品，实话说不少名不符实。买假食品毒害的只是身体；而买奖诗人的作品却是毒害灵魂！”
为什么要参加这么“黑”的文学奖评选，柳忠秧的理由是：“好不容易练就一身好剑法，总要去比划比划。”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方方，曾在微博中提到过作家们挤破头皮评鲁奖的原因：“政府介入太深。无数个人利益，皆以获不获奖为标准。使获奖后的个人实惠太大。大到很多人宁要实惠而不要其它。所以评奖在某种程度上很伤害文学。”
个人实惠，首先是经济上的。2010年，东莞的打工作家王十月凭借作品《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在内的三级地方政府，共奖励了王十月人民币约60万元。
“奖金都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以后的职称、职务安排、出去讲课的讲课费、出场费，都是会水涨船高的。”这位知情人士继续说道。
樊星不以为然：“体育冠军、劳动模范都可以有奖，文学为什么不能？关键是有些人看到这些就去钻营，那就不对了。”
肖鹰在连发三篇文章批评方方时，顺手扯出了“鲁迅文学奖”的旧账：第四届，评委雷达、李敬泽、何建明、洪治纲集体获奖；第五届，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第五届，谭旭东的评论类获奖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涉嫌抄袭。
既然难以避免评委与作者之间各种躲不掉的“关系”，作家陈村觉得，不如把“鲁奖”的评选程序调整一下：“应该把整个评奖过程透明化。让评委对文本负责。就算你怕得罪人，有那么多人看着你，也是一个监督。”在方方和柳忠秧的这件事情里，陈村坚定地站在方方一边。
“鲁奖”或许正在尝试改变。一个消息是，即将开启终评工作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可能真的会采取记名投票、透明评选的方式。
附：柳忠秧诗歌举例
楚歌（一）
夜读春秋寻大义，
醉向伯牙觅知己，
心怀李白笑孔丘，
顶礼文公求正气，
辞慕屈子追司马，
武尊卫青霍骠骑。
莫说唐宗怜宋祖，
野草斜阳奈何兮！
五千年来日月明，
大江东去长空碧！
岭南歌（一）
岭南大派，南天雄脉：
万里云动，春潮澎湃；
三江并流，珠水豪迈；
千帆东去，浪淘碧海。
百越气象常新，五岭巍峨多彩！
北江迤逦，西江壮哉！
东江灵秀，韩江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