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秧的底气、骚气、意气(2)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行吟的歌者，忠秧兄面对着故国山河，常常将思绪放飞，把心灵溶入多姿斑斓的世界。倘若说诗可以写情可以写思，可以写尽天地间的一切情思，那么在诗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成为诗的精灵，在任何时空、任何事物间自由地穿梭。而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除了爱、赞美、歌唱，还有痛、喟叹、忧患。正因为如此，诗人选择的抒写对象及其精神指向往往表现出某种锋芒，或带有反思的审视。譬如对素来敏感的个别重大历史人物，诗人敢于做出独立的判断。《岭南歌》中的一句“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可谓语惊四座。这与其说是用诗的方式来袒露两者并肩而立的人格与气质，不如说是对生命乃至历史的拷问与反思。当他的触角伸向湖湘大地，陶醉其中，以一颗古典的心挥写了《天下洞庭天下楼》，突发出“登斯楼也，四面河山上心头，何乐何忧？”无论是诘问还是设问，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正是“醉抚江城，∕柳郎唱楚歌，∕人有悲观心忧乐；∕擎风长啸，∕孤野再登临，∕自君天下巡江河！”(《天下江山黄鹤楼》)，而在另一诗《岳阳楼顶的山河》中，则写下这样的字符：“谢一声诗人润之兄∕我怀抱了您指点的江山——∕那不只是您的江山∕那分明也是我的壮美山河。”如此至情至性，居然果敢地与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称兄道弟，可见“楚狂人”的真本色，令读者称奇叹服！我敢断言，此等诗句非一般人所能为也，在当代诗歌中堪称鲜见矣！
三
如果说柳忠秧诗歌如此多重的意蕴呈示，体现的是其作为诗人的书写模式，同样体现出他探索实践诗歌文体艺术的诗性智慧或诗意情怀。然而，想时容易写时难，此中甘苦唯有寸心自知。那么，又是什么因素的合力驱使诗人如赞如礼、如歌如诉、如“春潮再起，∕孤野独吟哦”，并展开诗意的运思呢？依愚浅见，起码有三种主要元素的合力凝聚——内在力量、生命境界、人文情怀。
文字的品格即是内心的品格。尽管柳忠秧诗歌整体立意是积极美好的，依稀使人看到古典中的文字风流。但诗人的内心未尝没有焦虑。时代的变化，物欲的横流，孤独的缠绕等等，每个人置身于其中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困挠。柳忠秧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坦然地接受这些困扰，学会微笑面对，并转换成生命潜能的展示。或者说，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使诗人心灵渐趋于沉静而致远。在其诗歌中，生命不仅包括人的历史与现实生命，而且包括了万事万物的生长与繁衍，包括时序更迭，沧海桑田。在他那里，对生命的顾惜并非只是指向神圣性的高蹈悲悯，同时缘自一种切身的人间情怀与大爱。而对世态人情的美学打量，对风景的素描状写、对历史的追忆回溯、对心灵的自由发挥，皆能显示出一种看取生活的美学眼光。这种文化审美取向决定了他崇尚风流文采，而这恰恰来自于诗人的自信力，即内在的力量。
诚然，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力量及其表达方式，大多是委婉曲折甚至是回避，其指向的是一种持久的柔韧。作为现代文人，柳忠秧更多的是从心所欲以至孤独，那是一种向善的坦荡。在《孤柳篇》中他曾用孤独来化解胸中的悲忧。诗云：“歌答九州春，诗赋千年忧。无言听天籁，有悲透胸畴。相问生与死，孤柳独风流。”所有这一切，都有其深层根源或者底蕴作支撑，即有赖于楚文化的根基，又得益于岭南文化的造化。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和接受脚下立足的大地所生发的历史与文化，并得到其熏染。可见，柳忠秧是有根的，那是地域之根与文化之根使然。
古人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这是一种修养，一种襟抱，一种生命境界。姑不论柳忠秧诗歌已达到什么艺术境界，就说诗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执着而逍遥的生命精神，已足够打动我们。其实，40岁以前，柳忠秧是一个商人，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2008年某日，当他登上岳阳楼，酩酊醉意之中猛然抬头望见范仲俺的《岳阳楼记》，霎那间就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人在清醒时难以体会到的情感涌动，一颗千古文心仿佛在一瞬间触动了他的灵魂。置身于斯让他恍然顿悟：“文章千古事，商人不应是我最终的角色！”于是，他来个华丽转身，在自己的人生季节里，冀盼于灵魂的守望处将短暂凝固成永恒，自由地翱翔于诗文世界里，钟情于笔端，沉醉于忘我。说得明晰一点，是诗让他放飞心灵，让他涅槃重生，让他对这个世界痴情地做出一种新的选择。
我手写我心，我思故我在。拥有这种生命姿态是有福的。哲人亚里斯多德将幸福生活划分为三种：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正像一切哲学家那样，亚氏认为自个儿过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于是乎告诉世人：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写作何尝不是一种沉思，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柳忠秧的自我选择，当我们读其人进而读其诗，恍惚间似有读屈子《离骚》读太白醉诗的感觉，甚至会联想起庄子《逍遥游》所构建的那种生命境界而神迷心醉。在那些缥缈而激切的或骚、或歌、或颂的诗句里，我们似乎看到，走在路上的柳忠秧，倾心于学着先贤们那般，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幸福地奔走于诗之路上，随风理弄着云一样的思绪，心随笔墨书写着生命历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悟，让激情与沉思在共鸣着共颤着，并一步步地走向景深与精粹。
直面当下诗坛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乏善可陈，柳忠秧在沉思中怀着忧虑。他曾撰文指出：“诗歌作为民族语言艺术是民族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更是民族文化的生动歌吟和诗意表达。”的确，一个诗人，不论用什么语言写诗，首先要保持作为诗人的艺术良心，力求发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创造性地写出富有民族精魂和色彩的作品，更艺术更有力地传达出一个民族历史的与现实的精神面貌。我们这个民族拥有过辉煌也历尽了磨难，有火浴的经验和情感。前人已把光荣与梦想，也把苦痛与焦灼留给了我们。那么，用具有独创性的诗歌证实这个时代也证实我们自身，或者说，用诗歌的方式把诗的触角伸向历史深处，来表现人类命运、民族文化、生命价值等重大问题，对于诗人而言，无疑的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柳忠秧深谙其中三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情思缱绻的诗意清音和豪情万丈的生命歌吟。这种情怀既是诗人对民族(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怀，也是一种面对历史而生发的家国情怀。可见，一个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或独立人格，才有可能写出好的诗篇。换言之，一个诗人把诗写成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他自身的修养、智慧和情怀。我们从柳忠秧的这些“文化史诗”中，从其气壮词雄的歌赋体修辞中，可以读出：作为“珠江边上的楚狂人”，其内心洋溢着大江长河般的人文情怀；作为一个现代行吟诗人，其诗有着高天流云般的辽阔气象。
四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精神和诗学追求。在柳忠秧看来，“好的诗应该是一个整体，要么以情取胜，要么以思想取胜，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词句层面”。的确，诗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述或呈现。诗的殿堂有神灵，文字(语词)永远在低处。因而诗者必须是悟道者——以低处的文字姿态，从真实的本我出发，表现高处的存在，方能如他在《国骚》诗中歌吟屈原时写的“魂兮归来奏绝响，孤行吟兮独天问”。
关于中国诗歌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向，素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在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下，诗歌的边缘化和面临的困境已成为一种事实(问题)。或许诗歌的出路在于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思考和重建，或许应在相互借鉴与并存中求发展，包括从古典诗词中寻找感悟的诗性思维，借鉴新诗创新的形式，同时发展充实自身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使个人、诗歌(文学)和历史文化达到高度融合，让诗歌创作真正回到自己的家园。对此，柳忠秧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美学旨趣，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诗学追求，坚守着汉唐文化之根。从总体上看，其诗抒情性大于叙事性，表现手法多为随物赋形，声色并茂，以一种自由发挥的书写姿态，精心于性情的抒怀、心灵的回望与远眺，偶尔也以铺排的格调掩饰忧郁与悲伤，凭借语境、语言、语感而不事雕饰，在自如收放中不失豪迈、气势与旷达。他的诗歌既不归于唐以降的格律诗，也不同于五四以降的新诗，大多取法楚辞古风，杂糅汉赋、律诗、新诗乃至对联，形成了自家独具的面目。他自言其诗是“辞赋体(新诗)”，一些学者则认为是“新歌行体汉诗”。由于其诗能吟、能歌、能诵，或多元交合、或新旧结合、或大小统合，笔者更倾向于称之为“新歌赋体”。
柳忠秧的精神投向及在诗歌实践方面的种种努力，不仅以心血和智慧献给他脚下的土地，而且倾心于诗之“大情怀”、“大气象”。一旦三杯两盏淡酒，犹如玉壶冰心痴绝，能独挡晚来风急。他是诗歌城堡自为的守望者，真诚的探索者。我们深深地期待着，诗人再扬新帆，再起征途，再攀高峰！如是迎迓他的，将是一片朝华夕秀、遍地风流的绝世美景。记得农历壬辰(龙)年，笔者曾步其《新年寄语》原韵赋诗一首，谨录于此，互为共勉——
春光万缕送严冬，翠色青山花吐红。
倾醉一壶欲击鼓，放飞双眼愿鸣钟。
孤舟破浪飘荒野，四海乘龙震莽穹。
游子从来最本色，如今吾辈起雄风。
(庄伟杰：闽南人，旅澳诗人作家、评论家、书法家、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1989年底赴澳洲留学并定居。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兼职研究员，并任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举办过个人书艺展引起反响，书法被海内外各界所拍卖和收藏。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及论文入选上百种版本，有诗作编入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至今出版有《神圣的悲歌》《梦里梦外》《从家园来到家园去》《精神放逐》《岁月的馈赠》《智性的舞蹈》《文心与诗学》《流动的边缘》《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等诗、文、论和书法专著10多部，主编各种著作50多部。除从事创作外，迄今已发表250多篇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海内外多种媒体、辞典及《海外华文文学史》等有词条和评介。)